黄炎培与重庆统战

作者:陈永松 来源:重庆市中华职业教育社 发布时间:2017-11-17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被迫于同年10月30日决定迁都重庆。同年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做出迁都重庆的决定。翌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也从上海迁往重庆。西迁重庆之后,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主要创始人的黄炎培,除了继续推进职业教育之外,更重要地投身到抵抗日本侵略、推动民主斗争的抗战大潮之中。从1938年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职教社迁回上海的8年里,黄炎培在一时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陪都重庆,充分发挥了自己成熟的政治智慧和巨大人格魅力的影响力,政治上逐渐向中共靠拢,为我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壮大和成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功彪千秋。


统一战线形成初期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下层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从而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方针,党中央于年底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黄炎培作为国统区的政府要员,是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1938年5月在武汉应邀参加"生活"茶话会时,黄炎培第一次同周恩来见面。出席参政会时又结识了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中共负责人。从此,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一直受到中共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帮助。



《国讯》为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以鼓吹抗日救国为职旨。黄炎培遂邀请周恩来在《国讯》上发表文章。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开夜车为《国讯》撰写了题为《今年抗战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全文一万多字,在1939年1、2月《国讯》上连载三期。1939年5月 27日 ,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向同情共产党的社会知名人士代约投稿、写专论等。这样文来文往,黄炎培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合作进一步亲密。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法",开始在全国各地搞摩擦和白色恐怖。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些小党派的领袖,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深恐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破裂,痛感有加强自身团结与共产党更加亲密合作的必要。为此,他们酝酿建立一个组织。1939年11月23日,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等发起,聚集了三十多位国民参政员,在重庆青年会餐厅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明确以"反对内战,调解国共关系为职志"。他们以此为基础,加强自身的团结,并进一步加紧了同共产党的联系。这就为"皖南事变"之后,他们在南方局的支持和帮助下,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造了条件。


统一战线巩固壮大期


在抗战初期,黄炎培一直主张团结抗战,对国共两党在各种场合做了许多居中调停,以致被人当作"和事佬"。但是随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越来越加剧,黄炎培自己认为 "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开始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出现明显对立。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使黄炎培对中国抗战前途感到焦虑。正好,1940年6月14日,周恩来约他长谈,他得到很多启发。他于是请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青年星期讲座"上作一次演讲,题目是《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演讲精辟论述了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前途,并以真凭实据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相,如一声霹雳,在当时震动了整个山城重庆。四十天后,黄炎培又约请老友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博士,在"青年星期座谈会"上作《战时经济问题》的报告。马寅初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材料,揭露了"四大家族"为首的豪门贵族利用权势,在全国人民浴血抗战时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并将大量存款入外国银行,准备一旦当了亡国奴就好逃到外国当寓公。这又是震动山城的一炮。马寅初也因此获祸,随即被国民党逮捕,并关进贵州息烽的集中营。这事又给黄炎培极大的震动和教训。自此,黄炎培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渐行渐远。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队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实施包围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使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在重庆,黄炎培作为职教社的领导人针对"皖南事变"发表声明:"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皖南事变"使各中间党派看清了蒋介石反共反民主的真面目。同年2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约见黄炎培、张澜、沈钧儒等各中间党派人士,建议大家团结起来,为促进抗战胜利而努力。于是,各中间党派决定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 3月19日由三党(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三派(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举行成立大会,黄炎培被推选为常委会主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皖南事变"后共产党政治影响扩大、国民党蒋介石政治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反映,是中共实施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挫败以后,国民党于1943年11月12日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在最高国防委员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再次信誓旦旦地宣告决心:"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对这样的官样文章的会议,黄炎培写了一首讽刺诗:"午夜喧喧尚议堂,一年拼此一旬忙;天人百策关军国,高阁堆成纸万张。"在宪政运动中,黄炎培和职教社同人积极投入斗争,筹办了一个《宪政月刊》,黄炎培任发行人,每月举行一次"宪政座谈会会",把发言记录在刊物上发表。这个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实力支柱,而把这些人调动起来谈民主宪政,就在国民党的后院引起严重的震动,也在社会上起到独特的作用。《宪政月刊》从1944年元旦创刊至1946年,共出版二十七期,每期都以主要篇幅大声疾呼民主自由,逐渐使"宪政座谈会"发展成为千百群众声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要战场了,为当时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统一战线逐步成型期



1945年7月,为了推动国共谈判,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期间,黄炎培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次促膝长谈。其中黄炎培与毛泽东"窑洞对"时引出的著名的"周期率"的谈话,成为黄炎培参政建言的千古名谈,极大地启发了中共领导人。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先在《国讯》周刊上发表两天"访问日记",然后将《延安归来》全稿交给"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延安归来》是本七十四页的小册子,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延安归来答客问",第二部分是访问延安五天的日记。《延安归来》的书稿于1945年7月30日交重庆南岸润华印书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方式突击出版,仅用八天时间该书就出版发行了。初版两万册,几天内《延安归来》一销而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但是内战的阴影旋即笼罩全国,蒋介石打内战是铁了心的,而中国国产党真诚地希望国共谈判、和平发展。同年8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代表团,飞赴重庆谈判。8月25日,黄炎培和冷遹等一起到重庆九龙坡机场迎接毛泽东和周恩来来渝进行"重庆谈判",并参加了许多有利于国共谈判的活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和会晤了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的人,还留下了毛泽东"三顾特园"与民盟主席张澜坦诚相见的佳话。



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团结问题日渐好转,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的愿望空前强烈。形势所趋,黄炎培全力以赴投入到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活动中。他们同各方面的人士广泛接触和交谈,并随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等通报情况。经过二十四次筹备会议,1945年12月16日,黄炎培与胡厥文、杨卫玉、章乃器、孙起孟等民主人士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章程和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虽然是从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出发,采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但实质上是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主张相呼应。日后,民建在争取民主、独立的运动中,最终抛弃了中间立场,站在共产党一边,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终成为中共领导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1946年2月4日,黄炎培偕家人离开重庆飞往上海。十八年后,黄炎培在自传体《八十年来》中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前后》一节,对自己在重庆期间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爱国民族统一战线活动深刻地总结道:"抗战期间,我们在重庆的一群人,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45年元旦,有我参加的六十四人发表了《转捩当局势献言》,登在《国讯》及《新华日报》。之后,与中共方面的接触更加频繁,逐步提高了我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延安五日,益增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8月28日,毛泽东主席抵渝,我很担心。在国共和谈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代表民盟作为第三方面人士之一,更有较多的参加机会。斗争是尖锐的,第三方面人的情况是复杂的。国民党政府对我忌恨很深;因此,在1946年1月26日出现了特务搜查我住宅的事件。此外,经过情况很多,这里不多写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陈昌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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