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职教社先贤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

作者:王荣、王抒...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3-27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和领导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创造了丰功伟绩。荣毅仁先生说:“周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裕如,功勋卓著。他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周恩来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黄炎培、钱永铭、江恒源、冷遹、王志莘等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以及与职教社关系密切的邹韬奋和陶行知等都是参政员,因此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被称为“职教派”。


1938年12月,黄炎培请周恩来为《国讯》撰稿,周恩来欣然应允,并连续几天工作至凌晨三点,完成了《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文章一万多字,分别刊登在1939年1月和2月出版的《国讯》上。



1945年7月,黄炎培、冷遹等访问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待,回渝后黄炎培写成《延安归来》,在国统区引起很大轰动。


1945年,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中国工商界人士,着力筹建民主建国会。黄炎培加紧了与各方面的人士的广泛接触和交谈,并随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徐冰等通报情况。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发表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肯定了工商界关心政治是个进步。周恩来的演讲对筹组民主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5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京举行立社40周年纪念会。周恩来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出席。周总理在纪念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职教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从职教社所走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


“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黄炎培


新中国成立时,黄炎培已是71岁的古稀老人。组建新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致认为,非请黄炎培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为做好黄炎培的说服工作,周恩来决定亲自登门拜访。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来到黄炎培的寓所,诚心诚意地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听了周恩来的请求,黄炎培面有难色,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仕,不做官”的念头。面对态度诚恳的周恩来,他有些犹豫不决:“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


听了黄炎培的话,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黄任公不老。”周恩来又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研究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出来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违背“为人民”的宗旨?……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拜访,听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周总理两次亲自登门拜访,黄炎培感激不尽,他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欣然同意了总理的请求。


对于此事,黄炎培的四子黄大能曾经不解地问他:“怎么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正色回答:“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啊!”



“听他对国内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胡厥文


1944年冬,周恩来和王若飞出面邀请重庆产业家举行座谈会。胡厥文、刘鸿生、胡子昂等4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在会上,周恩来突出宣传了爱国主义,强调产业家要为国家多做贡献。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特意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红枣,鼓励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抗战到底,为国家和民族多做贡献。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上,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200余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倡导,也重申了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人和民族工业均受压迫,应当互让,共求发展”。周恩来的演讲,不仅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深一步阐述,还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原则。这次演讲因听众多、范围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国民党对这篇演讲实行了邮检,但《新华日报》还是将摘要登载了出来。


周恩来的演讲对胡厥文震动很大。胡厥文后来回忆说:“我有幸同他(周恩来)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周恩来、胡厥文以及中共其他干部在机场迎接外宾,天气突变,下起雨来,在场的一位同志赶忙给周总理撑起一把伞。总理说:“我不要撑伞,你也不要撑伞。”他还要求其他带了伞的中共领导干部都不要撑伞。然而,周恩来却走到胡厥文的面前,对他说:“你的年纪大了,一定要撑伞。”胡厥文只好从命,但看大家都不撑伞,他也把伞收起来。周恩来发现后,又来嘱咐他撑伞,如是者三。这件事情虽然细小,却给胡厥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3年胡厥文得了肠癌,手术后,周总理打电话给他,专门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以后,又找他长谈两次,讲述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周恩来这种以诚相待的态度,使胡厥文十分感动。实际上,周恩来当时也已得了癌症,正在住院治疗,但仍然这样关心、尊重党外老朋友。


胡厥文一生只蓄过两次胡须:第一次是1931年日寇侵入中国后,为铭记国难,留了胡须,直到抗战胜利;第二次就是周总理去世后,当他听到噩耗,不禁失声痛哭,不思茶饭,他留起胡须,以明其志,决心为实现周总理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夙愿而贡献自己的余热。当时已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的一首五言诗《悼念周恩来总理》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


“恩来同志不会没发现我的倦态和窘状,但他对我不但没有任何责备,反而耐心细致地指导我怎样把有关开国大典的几个重要工作环节搞清楚,布置好。”——孙起孟


1942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加强在云南的工作,派孙起孟担任云南办事处主任。孙起孟临行前,特意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希望他到云南后,要灵活机动地开展工作,不光要在教育阵地上取得成绩,还希望他能在上层统一战线上发挥积极作用。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孙起孟到云南后,利用中华职业教育社影响力,团结了龙云、卢汉、龚自知等一大批知名的上层人士。


1949年6月,孙起孟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出任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同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出任副秘书长。


2009年8月,孙起孟先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回忆——


“新政协筹备会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人事安排,对此一般都由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人物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特别是恩来同志更是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


“在这个晚宴上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我也情不自禁地喝了过量的酒,回到勤政殿办公室已经醉得有点不大清醒了。鉴于齐燕铭经常熬夜,但那晚实在有点支持不下去的样子。估计开国大典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不会有什么大事了,我才建议他去睡个整觉,由我来值班。当我料理好一些事情之后,已是10月1日凌晨。倦意加醉意,几乎驱使我进入梦乡。正在有点朦胧之际,忽然听得有人进屋的轻微声响。猛然抬头一看,周恩来同志已经坐在我的面前。这真使我感到十分惶愧不安!恩来同志是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在此期间,我直接、间接地知道他总是工作在我们之前,休息在我们之后,不眠之夜对他来说是常事,新政协的任何一件比较重要工作,莫不凝聚着他的心血。想不到在这时候,他还是精神抖擞地亲临总值班室来检查工作、布置工作。”


“恩来同志不会没发现我的倦态和窘状,但他对我不但没有任何责备,反而耐心细致地指导我怎样把有关开国大典的几个重要工作环节搞清楚,布置好。比如10月1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叮嘱我务必检查清楚开会通知是否准时送达每个政府委员的手里,因为看来是细节,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初办没有经验,无论如何出不得差错。他还给我讲了开会时与会同志所乘汽车进入天安门的行驶路线,至今我还有幸保存着当时恩来同志画下的路线图,图上有他亲笔写的‘东掖门、西掖门’字样。记不准是他亲自打电话还是让我通知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杨奇清同志(后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把政府委员的用车事宜安排、检查好。在向我交代了几件事情之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当时在天安门上负责工作的薛子正同志(后任北京市副市长),逐项查问了天安门上有关举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至今我印象很深的是,恩来同志在与子正同志通话时提高了嗓门,语气也十分严厉,要他无论如何把有关工作细节一环一环地检查清楚,不得发生任何纰漏。他还要我转告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李广祥同志(后任公安部副部长)一些事情。当他交代检查完事情离开总值班室时,天已经开始发亮,迎来了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天!”

  

“总理要她代问父亲好,还说父亲是民族资产阶级,父亲听到后很高兴,并曾将此事告诉黄少谷。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脱。”——成思危


1938年,成舍我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



   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当时已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负责人的成露茜,受父亲成舍我的嘱托,从香港过罗湖,北上寻找断绝联系的兄姐。


  成露茜与美国华侨、美籍华人旅行团的人士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大家走了之后,周恩来留下她,问了成舍我的近况。周恩来说:“请你转告你父亲,我们都错了。”周恩来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将成舍我定为“人民公敌”和“官僚资产阶级”。


这直接改变了一度被下放当锅炉工的成思危的政治处境。


成思危回忆说:“1972年,小妹露茜到北京,经周恩来总理帮助才找到我。在北京饭店见面那天,身处逆境的我,听到小妹一声‘哥仔’的亲切叫声,唤醒了我麻木多年的亲情。此后,她带给我们许多雪中送炭的帮助,包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她帮助许多今天颇有成就的人赴美读书。”


成思危在《成舍我的四种精神》一文中写道:“北平和平解放,父亲对《世界日报》被当作国民党CC系的报纸而被没收一事耿耿于怀(这是促使他由香港去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一直是赞成祖国统一的。……总理要她(成露茜)代问父亲好,还说父亲是民族资产阶级,父亲听到后很高兴,并曾将此事告诉黄少谷。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脱。”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陈昌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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