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20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代理事长胡厥文具函上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请求批准恢复职教社的组织和工作。胡耀邦总书记于11月24日亲笔函复，表示同意，并望厥老“勉励该社同仁发扬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放胆把工作推向前进。”这封复信由中央统战部于11月26日交到王艮仲副理事长（我们习惯尊称王艮仲为王艮老）手中。这对职教社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人们奔走相告。欣喜之余，王艮老当晚即用长途电话把消息告知了上海社和昆明社，全社顿时一片欢腾。

遭受“文革”十年浩劫，职教社社务被迫全部停顿、机构也被解体殆尽。喜讯传来，有如老树逢春，重见阳光、甘雨，使名存实亡的职教社得以复苏、重获新生，真是鼓舞人心。今天，我们职教社复社已经有!"多年了，!"年时间不算太长，但这段复社的往事，现在知晓的人已寥寥无几，而当时为复社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巨大奉献的老社员、老同仁们也大都先后辞世。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愿把自己所经历过和所了解到的艰辛历程，作个回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光辉的照耀下，北京、上海、云南等地的许多社员和中华职业学校的校友就纷纷要求恢复职教社组织，呼吁给予黄任老等先辈所创办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教育团体一个为国、为民继续效力的机会。经胡厥文代理事长和孙起孟、王艮仲两位副理事长共同研究，并征得中央统战部的同意后，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编写小组”的名义，调动社员、校友的积极性，开始着手社史资料的编写工作。在北京、上海、云南设立社史编写小组，北京小组由王艮仲主持，上海小组由姚惠泉、张雪澄主持，云南小组由饶博生主持。尽管当时没有一个在编人员，但凭着广大社员、校友对职教社真挚、深厚的感情，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上海、云南两地小组还借编写社史资料的契机，与恢复昔年所办学校的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社史编写小组就征集到社史资料100多篇，同时，在1980年的春、秋两季，昆明、上海还先后恢复了昆明中华业余学校和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报名者非常踊跃，两校开学上课时，学生已达8000多人。

在北京，已经年近80高龄的王艮老亲自抓编辑《社史资料选辑》的工作，除在北京开展工作外，他多次亲赴上海走访了几十位老社员，在津京两地召开了十多次的座谈会。从各地汇集的100多篇近40多万字的稿件中，王艮老每篇都亲自过目，并且在选登稿件标题的下面都加写编者按语。1980年1月，《社史资料选集》第一辑出版了，1981年、1982年又陆续编辑、出版了第二辑和第三辑。每辑出版后，均送交中央各有关领导及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士，从而使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职教社的历史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编写出版社史资料的同时，孙起孟先生和王艮老又商定，将“文革”前北京中华函授学校举办的“语文学习讲座”时的教材、讲义共38辑，近200万字，编成一部《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以下简称《丛书》）。1980年1月6日，叶圣陶、吕叔湘、王力等40多位语言大师、专家应职教社之邀聚集到一起，他们热烈发言，献言献策，全力支持职教社编辑出版《丛书》。为此，通过全国政协办公厅发函，借调在上海工作的张攻非来北京，在王艮老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只有短短的9个月的时间内，)辑《丛书》编辑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华书店发行。《丛书》面市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第一版2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以后5次增印，总印数在100万册以上。为了庆祝《丛书》的出版发行，1981年4月12日，也就是在香港即将出版发行《丛书》第4辑的前夕，职教社又一次邀请30多位教授、专家重聚于新侨饭店，大家喜气洋洋，频频举杯祝酒，与会者对职教社的事业充满着希望，盼望职教社早日恢复组织，并愿为职教社的事业再作贡献。

在上海、昆明两地，职教社主办的学校很多已经复校并开学上课，生源、班级和专业设置均远远超过“文革”前的规模；在北京，编辑、出版《社史资料选辑》和《丛书》的工作又让职教社广交了各界朋友，扩大了社会影响。然而职教社的恢复尚无音讯。大家都认为，在新形势下，继续用“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编写小组”的名义对外联系工作，感到名不正，言不顺，往往会碰到一些预料不到的困难。不少老社员和我们工作人员都抑制不住急躁的情绪，特别是在上海这个老社员最集中的地方，为了促进职教社组织的恢复和归还上海社的房屋，老社员许亨朗于1980年11月15日带着一封有85人签名的信由沪来京，请孙起孟先生和王艮老将此信转呈中央统战部。在此期间，除北京、上海、昆明外，还有南京、镇江、苏州、杭州、重庆、成都、西安、银川、贵阳、桂林等地的社员、校友也纷纷来信或来访，表达了他们对恢复职教社组织的强烈愿望。

职教社在十年动乱中，编制、经费、办公楼和宿舍用房均交由全国政协接管。1980年民建会与全国工商联同在一所大楼里联合办公，职教社便借用了一间小办公室和一间小宿舍，常驻工作人员先后有钱雪庵、季伯瑞、陈光琳和赖增礼。除此外，王正维还经常来这里作了不少工作，在全国政协工作的原职教社干部吴长翼也在业余时间参加编写社史资料的工作。当时，经全国政协同意，吴长翼和吕景星还可以在办公时间，不定期来社工作。

虽然那时我们对外尚未正名，寄人篱下，但客观形势却一年比一年好。新《宪法》已经明确提出，国家要大力“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鼓励“社会力量依照法律举办各种教育事业”；中共十二大也明确提出了凝聚社会力量，加速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重要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此时也正在积极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以上的文件和措施对职教社的恢复都十分有利，我们坚信职教社一定会恢复，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因此我们都很自觉、积极、认真做好工作，宣传职教社，扩大社的影响，为职教社的恢复做好一切准备。当时职教社没有经费来源，所以大家都不问报酬，王艮老很关心大家的生活，给每人每月发二三十元。我记得1981年7月，从18日开始，北京连续两周高温，天气特别闷热，王艮老安排给每人发一把手摇扇和一顶草帽，备外出时使用，以防中暑。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充分体现了职教社关心、爱护下属的传统美德。

1982年职教社成立65周年。3月初，职教社向中央统战部写了报告，拟于5月6日举行立社65周年纪念会。3月13日，接到中央统战部的电话说，刘澜涛同志（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已作了批示，批语是：“凡是此类组织的活动，统战部和全国政协都要热情地、积极地给予支持。这些组织都是进行统战工作的依靠力量。”电话中又说：平杰三同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彭友今同志（全国政协秘书长）同意澜涛同志的意见，对于立社65周年纪念会表示支持。佳讯传来，有如一声春雷，全社上下都感到极大振奋。

5月6日这一天上午，是社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职教社停止活动10多年来第一次用社的名义举行的活动。会场设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到会!""多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都光临指导。纪念会由代理事长胡厥文和副理事长孙起孟先后主持。胡厥老是向医院请假出来主持纪念会的，遵照医生的嘱咐，他致辞后，提前退席。刘澜涛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说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符合社会需要的事物，有助于推动历史前进的事物，是取消不掉的，只有承认它，因势利导，这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几十年来一直关怀职教社的统战部老部长李维汉，当时正住院养病，得知召开职教社立社65周年纪念会，也在病榻旁的沙发扶手上亲笔写了祝词：“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历史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近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有它的优良的特点和作风。……”5月中、下旬，上海、昆明两地也先后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纪念会，我们在他们的讲话或书写的祝词中已经觉察到中央有关领导人实际上已经公开表态了，职教社不会被取消，职教社一定会恢复，而且时间也不会太长了。

从这次立社65周年纪念会之后，职教社进行对外联系活动均用职教社的全称——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开始使用从全国政协领回的老公章了。更可喜的是从中央编委会中批给了11个人员的编制，王正维同志的关系也正式转来，从此北京总社有了第一个在编人员。全国政协经费处还通知我们去领了2万元的经费，并说此款先用，不够时再说，明年的经费会编入预算内。

万事已备，就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人，具体地说，就是要找个好班长，必须要尽快地物色好一个能勇于挑这副重担而又热爱职业教育事业、对职教社有感情的人。其实，孙起孟先生和王艮老早已成竹在胸，他们决定由曾任上海比乐中学30多年老校长、时任上海市卢湾区教育局副局长的杨善继，和抗战时期的老工作人员许亨朗二人担当这个重任。许亨朗已退休多年，赋闲在家，7月中旬他先期到京。杨善继因还在担任公职，交接完工作后，尚未办好调动手续就于8月下旬赶到北京。9月12日，在一次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上，王艮老宣布：经胡厥文代理事长请示中央统战部同意，杨善继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主任，赖增礼为副主任。杨善继到任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繁琐的工作中去，对内建立了必要的制度，有计划有检查；对外广交朋友，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先后结识了北京、天津、辽宁、吉林、河北、山西等北方几省市的高奇、邹天幸、吴福生、林慈、宋广陵、费重阳、纪芝信、侯宝国、刘春生、陈逖先、张忠政等10多位教授、专家、学者，共同为职教社的事业献计献策，共同商讨召开第一次职业教育理论研讨会和编辑出版《黄炎培教育文选》等事宜。与此同时，他还走访了语言文学专家、教授，探讨开办文书专修班等事宜。经过积极筹备，上述工作都在第二年（1983年）付诸实施了。

早在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我与杨善继同志就在上海比乐中学共事了8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时隔28年后，我又很荣幸地再一次当了他的助手，和他在一起工作，感到特别舒心愉快。善继同志来到总社后，在正常情况下，每两周要举行一次理事长办公会议，参加的人员除了孙起孟先生和王艮老两位副理事长外，还有杨善继和我，共4人。每次会议都由王艮老主持，并且几乎都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会后我们就在王艮老家里吃饭。王正维担任记录，兼顾做饭，饭是南方口味，清淡可口，很简单，也很随便。孙起孟先生讲话幽默风趣，有如自己家人，感到十分亲切。每次会议都是讨论社里的大事，如草拟修改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下一年召开全国社员代表会议的计划、老社员登记和发展新社员的办法、三年来的工作总结、明年的经费预算、人员编制和办公用房等问题。每次会议，孙起孟先生都会告诫我们，一定要让职教社保持人民团体的本色，绝不要办成官僚式的衙门机关。王艮老也一再提醒我们，要广交朋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绝不要丢掉职教社的这个好传统。这两个“绝不要”的教导，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终生难忘。

职教社恢复组织的特大喜讯传出后，12月上旬，王艮老派我去上海，代表总社走访姚惠泉、张雪澄、钟道赞、喻兆明、庞翔勋、陈菊贞、祝公健、李楚材、陈文等10多位老前辈，将胡耀邦总书记复信的复印件送到他们的手中。老前辈们捧读复信，无不欢欣喜慰。一周后，我由沪回京，得悉全国政协已安排职教社在白塔寺附近原华北局大楼一层西边的6间办公室办公。12月中旬，我们喜迁新址。这一段时间，喜讯频传，一顺百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费、编制、车辆、宿舍也都得到解决。更令人高兴的是，1982年胡厥老函陈中共中央，请求为民建会、职教社两家无房单位拨款，以建办公大楼之用。翌年，国家计委就予以批准，职教社有自己的新家指日可待了。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了，正如胡厥老在1982年职教社恢复组织时所预见的那样，“今后国家一切都要上轨道了，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前途光明，我们职教社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黄金年代，现在正是我们发挥作用，贡献力量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奋勇争先，作出成绩”。现在，职教社已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上海、云南、福建、河南、安徽、黑龙江、河北、重庆、广东、甘肃、天津、内蒙古、湖南、陕西、深圳、杭州、吉林、贵阳、青岛等省市县设立地方组织近百个，有近2万名社员和950余个团体社员，在全国兴办了100多个以“中华”命名的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职业学校和以“温暖工程”为名的培训教育基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实用型人才，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去年7月10日，职教社为王艮老百岁华诞举行寿宴，孙起孟先生和王艮老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席间，王艮老即席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起孟同志是不参加宴会，更不参加祝寿宴会的，然而他今天却来了，这不单是对我的关爱，更是对职教社工作的支持，使我特别感动。”王艮老最后向职教社领导表示感谢和敬意，并祝职教社与时俱进，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我的心目中，假如没有当年胡厥老、孙起孟先生和王艮老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努力，也就没有职教社的存在，更没有职教社的今天。饮水思源，我们都不能也不应忘记这三位可敬、可爱的老前辈。也就是在这一天，由于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使我萌生了写下这篇回忆资料的想法。

20多年前，为了职教社的恢复，操心费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无私奉献的杨善继、许亨朗、钱雪庵、陈光琳、袁杏成、季柏瑞、吕景星、吴长翼、陆志萍、王丰年等老同仁均已先后谢世，离我们远去了，如果他们在地下有知，看到职教社今天的事业如此蓬勃，也定会含笑九泉，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