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和钟韵同志于一九四O年随周恩来副主席由延安去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先后在桂林、昆明、上海等地建立党的地下电台,历时八、九年,大都是在职教社及其所属单位掩护之下进行活动的二孙起孟同志和职教社妥善安排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效地掩护了电台,保证了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建立地下电台,与职教社发生联系,是从一九四一年去桂林以后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为了保存党的力量相在后方开展党的工作,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进行缩减,工作人员有的调回延安,有的转入地下。那时我是办事处的报务员,钟韵同志任周恩来副主席的副官,同时是重庆办事处的党总支书记、政治教导员兼特派员。后来,因要派到地下,他参加了无线电的短期培训。五月份,组织先派我到桂林建立地下电台,八月份,又派钟韵同志来一起搞。我们临行前,周副主席都亲切地教导我们:“出去后,要克服困难,适应环境,要有职业掩护,并要搞好同周围群众的关系。”离开组织,离开了敬爱的周副主席,就象孩子离了娘,心里真是恋恋不舍。但是,想到周副主席与我们的谈话,想到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我们共产党员的职责,便增添了力量。告别雾都重庆后,钟韵同志化名沈志诚,我化名陈力萍,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我们到桂林接上党的关系以后,就着手找职业,这是极其需要的。要搞地下电台,首先就要有一个职业掩护,闲人没法生活,又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不久,组织上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分社桂林职业指导所的总干事洪德勤,介绍志诚去该所任干事,很快洪德勤调走了,志诚就接任了总干事。(洪看样子也是自己人，但当时我们是单线联系,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我在该所任助理干事。指导所设在企阳路东巷七号,两间房子,门口挂着指导所的牌子,负责人是陈重寅、潘翼云,工作就是介绍职业。每天人来人往,工作挺忙。

我们白天在职教社工作,晚上就搞电台。电台设在国民党一个军事机关的防空洞里。洞的看守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我假称是他的表妹。这样,来来往往,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倒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敌人哪会想到我们的地下电台就设在它的心脏里呢!

那时,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办补习学校,设簿记、会计等课程,晚上上课。志诚和我晚上去补习学校学习,两人一块儿上课,回来一起做作业,挺认真,我俩成绩也好,经常考前三名。开始总是我考第一,但志诚渐渐地超过我了。我有了孩子是客观原因,但他学习刻苦也确实是少见的。他于一九三O年春在家乡江西兴国参加红军时刚满十五岁,因为家里穷J,只读过一年书,文化都是在部队里边打仗边学习的。在职业补习学校学习对他来说实在是难得的机会,他格外珍惜,格外努力。学习结束时,他领到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发给的毕业证书。这个毕业证书直到现在还在家里珍藏着。后来在昆明,他又在职业补习学校学习无线电,也领到了毕业证书。以后,在昆明、上海职教社工作时,他就凭着这两份毕业证书在职业补习学校讲授簿记和无线电课程。学习、讲课,使他在职城社内工作有了合法的身份,更利于掩护。

从桂林开始,我们建立党的地下电台的任务开始了,职教社掩护我们的历史也开始了。

昆明四季如春,有“春城”之称。在昆明职教社的生活,也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温暖记忆。

一九四三年,我们奉命从桂林返回重庆汇报工作。当年五月,党组织又派我们去昆明建立地下电台。临行前,敬爱的周副主席又亲自与我们谈话,这次谈话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周副主席和我们促膝交谈。他指示我们说:这次去,还是建立电台,到昆明后,去找孙起孟先生。他把写好的一封信递给我们,这是他亲笔写给孙先生的介绍信,介绍我俩去见.他,并请他给子安排。周副主席还嘱咐我们:孙先生是给你们安排职业,作社会掩护,别的事情,就不要多问了。党的关系嘛,还是林士英同志领导。周副主席目光炯炯亲切地看着我们,这里有对我们的信任、关怀和期望,使我们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我们带着周副主席的介绍信到职教社云南办事处。昆明的政治气候比起后方其他地方还算是好的,但股股逆流,明的、暗的也时时袭击着人们。然而在职教社,我们却感到很温暖。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找到了孙先生,孙先生马上给我们安排工作,安排志诚作职教社云南分社总务主任,并让我们在职教社里住下来。这里是兴隆街一百O九号,中华小学、职业补习学校都在这个院子里。从这时候起,我们认识了孙先生、蒋先生(仲仁)和职教社的不少同事,如饶博生、朱立淳、胡育中、陈祥珍等。

孙先生当然知道我似的真实身份,但是他极尊重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严格执行,因此,他只是尽一切力量掩护我们,帮助我们,而对我们的具体任务从不问及。我们也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不多问别的事情。尽管这样,我感到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这是一种不需要用语言表达的、内在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是真正同志式的情谊.

孙先生给志诚安排的总务主任这个职务,为我们建立地下电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职教社安顿下来后,我们就着手筹建电台,经过半年努力,自己装起了一部收发报机，就安装在储藏室里。总务主任管储藏室,储藏室里,纸张呀,文具呀,还有什么花生、大油呀,把半间小房塞得满满的。而且,这个储藏室在职教社最后一排房的边上,一边墙壁把着边,后边住的是孙先生一家,隔壁住着蒋先生,这种便利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职教社为党作工作,不仅是掩护我们电台,协助党作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也是它的重要任务。一九四五年,华岗同志带着董老的亲笔信来昆明,他是我中共南方局派来作龙云统战工作的。组织上让志诚把他介绍给孙先生。后来,华岗同志经过孙先生的介绍,进人了云南当时上层人物圈子,接近了龙云,逐步开展了工作。这类事例是很多的,只是由于我们任务在身,与我们无关的事,绝不打听,否则,会记下不少生动的事例。

说到物质条件,职教社薪金微薄,生活确实是很艰苦的。记得那时昆明小偷闹得很厉害,我们到昆明后,连着三次被偷,最后连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床被子也给偷走了。孙师母(孙先生的爱人王之慧同志)很关心我们,立即把她家的被子拿一床给我们盖。这时候我们可困难了,后来,孙先生去重庆见到周副主席提起这件事,周副主席马上拿出五百元钱交给孙先生,让他带给我们置办衣被,帮助我们度过难关。这件事过去快四十年了,可我总是忘不了。

政治环境复杂,物质条件艰苦,但是我们在职教社里工作精神上却感到很愉快。职教社工作人员素质较好,人比较纯,整个职教社笼罩在进步的气氛中。大家唱的歌都是进步歌曲,连我们的大儿子雁雁,那时只有两、三岁,也会唱《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茶馆小调》什么的。大家都很热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处得很好。有一次雁雁溜出大门跑丢了,大家都急得要命,中华小学全体老师出动,四面八方分头去找,直到晚上八、九点,到“近楼”警察局才找到他。以后他要出大门,邹先生(世德)就拿着米突尺吓唬他:“你再出去就打你了!”邹先生后改名吴浩,由志诚介绍,通过重庆办事处到延安参加革命了。我们共产党员与群众,就应该是鱼水关系。我们努力在社内多做工作,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这点志诚做得比较好,他说话幽默,平易近人,和大家处得很亲热。他知道小青年赖增礼是广东人,就经常说客家话逗他。志诚学话的本领很强,走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解放初期,他在广州任电信局长时,能用广州话做报告,这对他更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做好群众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在昆明职教社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吃饭,真象大家庭一样,精神非常愉快。直到现在过去快四十年了,大家见了面,还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亲热极了。回忆起那段生活,真是令人难忘的.

一九四六年四月,周副主席又派志诚到上海搞地下电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王朝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更暴露出其反动本质,加紧了法西斯统治,逮捕暗杀,特务横行,上海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这时孙先生已经到了上海,志诚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一到上海就去找孙先生。孙先生又马上安排他到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还是担任总务主任来掩护。那时职教社在霞飞路(现叫淮海中路)附近,复兴公园对面。志诚一去,接上党的关系后,就着手筹备电台。我因刚生下第三个孩子,六月份才从重庆出发,一路上历尽艰险,汽艇出了故障,木船被撞沉,同行的同志有的牺牲,行李散尽,在货船顶暴晒,整整走了三十二天才到南京。当我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上海职教社门口时,那副狼狈样子,真象逃难的一样。在艰苦的路程中,我的心里是有底的:到上海,找到职教社就找到志诚,又可以和孙先生见面了,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

我们住在康定路,电台就安在家里。后来组织又派两位同志和我们同住,并一同工作,晚上我收发电报。我以家庭妇女的身份作掩护,志诚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作总务主任,还教无线电和簿记两门课程;另外,为了便于掩护,他又找了两个人合股开了一家“联谊电料行”,卖电器,修理无线电器材。开了这个电料行,又有职教社的毕业证书,还有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担任总务主任并教无线电这个公开身份,要买点收发报机上的零件,搞点材料,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在上海的斗争,白色恐怖、地下电台、开电料行、敌人经常查户口……,真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描述的差不多,拍摄这部电影时,制片厂请志诚去当了顾问。

志诚上午在电料行,晚上到职业补习学校上班,回家后深夜还收发报,工作是很紧张的。他对工作甲贯认真负责。他当总务主任什么都干,什么都管,电灯坏了修电灯,断电了自己摇铃,忙得不亦乐乎。他的自行车后面带把钳子,随时随地动手修。他的能力很强,在昆明时,中华小学盖房子,电灯线都是他安装的。安得整整齐齐,合乎要求。在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和比乐中学晚上演节目他常去搞灯光,有一次还把自行车丢了。他认为职教社的工作对广大人民是有利的,我们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尽一切力量去干好它。我宜报期过部队生活,没有社会经验,更不适应上海的花花世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又是孙先生一家和职教社同志们教会我们一套交际的办法,才应付了那个局面。而在白色恐怖中,他们对我们的保护,更是令人感动.

一九四八年夏季,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与我们电台单线联系的领导人回老家扫墓,被反动派逮捕了.对于这位领导人没有按时来与我们联系,我们正在担心他发生了什么问题时,有一天,我们上一级的领导同志突然来到我们家,通知我们:敌人已把那位被捕者押回上海,为避免意外,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停止工作,把机器拆掉,转移到香港去.

情况紧急,我们要立即想办法,赶快离开此地。我们个人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但是,党的事业不能受到丝毫损失,如果我们的电台暴露,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又不能在家里拆机器,那样客易发生危险。这样我们就决定求助于太师母(孙先生的母亲)。志诚当晚把机器装在提包里,拎到太师母家里去了,这是当时唯一安全的去处。那时孙先生与孙师母已经到了香港,只有太师母带着孙子孙昌治住在那花园洋房中,估计敌人一时不会去搜查。夜里,志诚就在她家把机器拆了。太师母马上就猜到出事了。当志诚对她讲清形势紧张,要找个地方暂时住一下时,她老人家立刻就提出,她在苏州有家老房东,她从前租住的房子家具还在,可以借住。接着,她老人家恳切提出愿意亲自送我们到苏州去。我们就以度暑假为名到苏州去了.太师母那么大年纪,顶着浦方的酷暑,亲自把我们送到苏州。在危难的关键时刻,她老人家挺身而出,从容、镇定,她不仅是在援救我们这两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而是用她的全部力虽支援着革命事业。她老人家苍老而又那样坚毅的面容,清瘦却又那样稳健的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几天后,志诚回到上海,买到去香港的船票,又把我们接到上海,先住在曹家渡朱冰勇(职教社工作人员)家,后来为了上船的方便,又转到爱麦新村一号职教社钱雪庵先生家。志诚把收发报机零件从太师母那儿取来,装箱先放到钱雪庵家里,以后送到比乐中学杨善继同志(职教社成员)那里,请他代为保存。杨善继同志也没多问,就把这箱东西保存在自己的床底下。全国解放初期,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同志(志诚的同乡、老战友)因公来广州,还把这部电台从杨善继同志家取出送还给我们。在敌人的追捕中,在随时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白色恐怖中,职教社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我们,保护了党的地下电台。

到了香港,我们还是去找孙先生,孙先生安排我们住在香港仔的务实中学,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又转移到香港、九龙去搞电台,离开了他们,不过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来看看孙先生、蒋先生。他们仍是不清楚我们在干什么具体工作,也仍然是不多问.但经过患难与共的几年,我们之间的感情愈来愈深厚,我们内心的相互了解愈来愈深切。这种在共同的战斗中孕育的情感,是比什么都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