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和穆藕初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实业家，特定的社会，一致的信念，共同的追求，将这两位教育界和实业界的优秀代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清末到民国近半个世纪中，他们是朋友，更是战友、同志，不断书写着人生的凯歌，谱写着“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篇章。

一、共同的理想：为谋生计和发展实业推行职业教育

黄炎培与穆藕初相识于 1901~1902 年间，引介他们认识的是穆藕初的兄长穆杼斋。穆杼斋早年对穆藕初影响至深，他一直劝导穆藕初了解学习西学，“以致力于社会国家”。受其兄影响，早在 1895年，穆藕初 20 岁时就开始在夜馆（夜校）学习英文。1901 年，穆杼斋考入南洋公学特班，该特班汇集了一批优秀学生，其中，有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在这里，通过穆杼斋的介绍，黄炎培和穆藕初相识，并一见如故，结为毕生好友。此后，由于二人一个专注教育救国，一个投入兴办实业，合作的时间和机会并不多。真正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 1917 年 5月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有鉴于民初教育与社会脱节，以及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毕业后即失业的客观现实，1917 年 5 月，黄炎培、穆藕初联合教育界、实业界著名人士计 48人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他们共同草拟了“宣言书”，一致认为，“方今最重要、最困难之问题，莫生计若，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决定“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俾为适于生活之准备”^[1]。职教社成立后，黄炎培曾历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常务董事等职，是职教社的实际负责人；而时任上海德大纱厂经理的穆藕初则不仅为职教社的永久社员，而且长期担任议事员（1926 年 5 月，职教社第九届年会决议改议事员为董事后，穆藕初又长期担任董事之职），同样也为职教社领导核心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因此，二人曾多次一起出席职教社的年会和议事员会议，发表有关职业教育的讲演，筹划议决推广职业教育的方案，为发展职业教育尽心尽力。1918 年 5 月 5 日，在职教社第一届年会上，作为实业家的穆藕初受到了黄炎培、沈恩孚等人的推重，特在会上作了《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的演讲；同日，黄炎培、穆藕初就拟筹集资金设立浦东实业公司在《申报》上刊登广告，提出组织该公司的目的在于联络浦东各业，“改良原料，研究技能，推广销路”，其宗旨为“在内补所不足，在外效其前驱，在艺术督促其精进，在生计保持其永固，非敢因人之利以为利，将以合群策群力，求其发展耳”^[2]；6 月 15日，二人一同参加了中华职业学校假上海放生局招待所举行的奠基仪式。此外，在是年 12 月 21 日，他们还和蔡元培、陈独秀、郭秉文等十余人联名发表《拟联合同志陈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供吾国推广教育事业意见书》，提出各国所“退”的庚子赔款，应用作“最高研究学术机关之基金”、“国立北京大学及国立各专门学校之扩充费”和“学校派遣留学费”等有关教育事业之用，并拟从多方面着手力争使之付诸实行^[3]。作为教育家，黄炎培倡导“职教救国”；作为实业家，穆藕初力谋实业发展。然而，他们的“职教辅助于生计”、“实业种因于教育”的主张并无二致。正如穆藕初所言：“振兴职业教育，力谋实业发展之主张一致。”^[4] 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相似的性情，使他们二人在此后的人生旅程中，时时相互关爱和援助；共同的理想，更是让他们得以携手并肩，书写事业的辉煌。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抵制日货热潮。为了达到长久抵制日货的目的，是年 9 月，穆藕初联合黄炎培、聂云台、沈思孚、马寅初等 50 余人在上海开始筹备中华劝工银行，以扶助有关工业的发展。1921 年 11 月，劝工银行正式成立后，穆藕初曾长期担任董事长，黄炎培则被推为董事。由于穆、黄二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劝工银行与中华职教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货款业务往来，为职教社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保障。1920 年 4 月，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大学教育的启示和国内“改大”风潮的影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提议，在南京高师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国立大学，得到了与会委员的一致赞同。鉴于东南地区尚没有大学，经讨论，一致认为该大学可暂名为东南大学，并决定自行组建“东南大学筹备委员会”，以“教育界的权威，对国务院有影响的人物，辅以经济实业界巨头”来确定发起人名单。鉴于当时黄炎培在教育界和穆藕初在实业界的地位及影响，二人和郭秉文、王正廷、张謇、江谦、袁希涛、沈思孚、蒋梦麟等共同被推举确定为发起人。他们认为，在南京创办国立东南大学，其利有十，主要包括：南京交通发达，气候温和，风景秀美；作为历史都会，南京文化影响可谓流风余韵；以南京高师为基础改建大学，驾轻就熟；东南地区向为输入欧美文化之捷径，于南京设立大学，有助于学术发展，使之进入世界大学之林，等等。12 月 16 日，在教育部的批复下，“东南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筹备处”成立后，首先拟定了校董会章程和董事人选，黄炎培、穆藕初和蔡元培、张謇、蒋梦麟等 15 人（后增至 17 人）被教育部核准为国立东南大学的校董。1921 年 7 月，东南大学成立后，担任校董的黄炎培和穆藕初为初创的东南大学的发展竭力出谋划策，做了大量有实效的工作。如大力帮助学校兴办暑期学校，多次到校讲演或举办讲座等。与此同时，在 1921 年 6 月，由包括黄炎培、穆藕初、史量才、聂云台、陈光甫等在内的 15 人共同组成了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详细讨论筹建上海商科大学的具体办法。7 月，在呈教育部的“设立上海商科大学鉴核备案文”中如此言道：“上海为吾国通商大埠，商业人才，普通者虽渐见众多，而于商科应有各科目极深研究，足膺大学专门教授之选者，现尚寥寥之可数……举办商科，意在造就高等商业人材。”^[5] 9月，上海商科大学获准教育部备案正式开办。在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创立伊始，经费奇窘，特别是东南大学，甚至对于学生最为需要的“万事中尤急之一”的图书馆也无款兴建。为此，黄炎培、穆藕初和其他校董一起，联名号召国内“博施之士”能够为东南大学捐资建馆。10 月，当得知江苏督军齐燮元禀承其父齐孟芳之意，准备出巨资为东南大学捐建图书馆时，黄炎培和穆藕初和其他校董联合写信齐燮元特致谢忱，称齐此举使得“东南学子，感受沾溉”。翌年 5 月，图书馆建成，命名为“孟芳图书馆”，但新建的图书馆既缺图书又乏设备，于是，黄炎培、穆藕初乃联合其他诸位校董联名发布了《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募图书启》，并拟“募捐图书办法”数条，呼吁国内藏书之家、奖学之士，或割爱转赠，或捐资购备有关图书，以期东南大学“在校内师生，参考接受，由此而益明；在校外之士，研摩教育，缘兹而普及”。

1926 年 8 月，穆藕初的《藕初五十自述》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计包括穆藕初自撰的回忆录———“藕初五十自述”和他近年发表的文章汇录———“藕初文录”两个部分，是了解穆藕初生平事业和思想的重要材料。黄炎培不仅为该书题签书名，而且特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文。在“序”文中，黄炎培不仅追述了自己同穆藕初从相识到相知，直至“朝夕过从”、互诉衷肠的情谊，而且充分肯定了 《藕初五十自述》 一书的学术价值，认为通过此书，读者“可以识五十年来社会现状，可以识立身处世之方、企业成功之术”^[6]。此后，黄炎培和穆藕初的交往就更加频繁，合作的领域也更为广泛。

1931 年 3 月，甲子社更名为人文社后，因图书报纸之庋置与日俱增，经费竭蹶，穆藕初多次为濒于停顿的人文社解囊捐款，其中，仅 1932 年就捐款 3000 元。1931 年 8 月，黄炎培与穆藕初、杜月笙等人在原浦左同人会（前身为 1905 年黄炎培与穆杼斋等人创办的浦东同人会，1928 年 7 月，改名浦左同人会） 的基础上组织了浦东旅沪同乡会，“同乡会”成立后，作为理事的穆藕初和黄炎培一切以公众福利为标准，以造福公众为目的，率领全体同仁以公而忘私的精神，为发展浦东做了大量工作。1932 年 5 月，黄炎培与穆藕初、杨卫玉等决定于上海创办位育小学，公推穆藕初为董事长，黄炎培、杨卫玉等 13 人为董事。6 月，黄炎培和穆藕初又联合当时文教、工商及政界著名人士，如蔡元培、史量才等计 123 人，联名发起“筹建上海图书馆公启”。1933 年 4 月，为支持人文社的事业，上海巨商叶鸿英捐资 50 万元设立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叶鸿英任董事长，穆藕初和沈恩孚被选为副董事长，黄炎培则任常务董事。1934 年元旦，天津《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专栏，每周邀请一位专家学者撰文，评述时事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种种问题，黄炎培和穆藕初都曾为之撰稿。

1935 年 6 月，曾孟朴先生逝世，黄炎培、穆藕初无不为失去了一位景仰的故交而痛心。黄炎培本打算写一篇沉痛的悼念文章，但因适身染小疾未克。于是，他特将自己已发表的《在时代的长途大汽车里一群旅客》 一文中纪念孟朴先生的一段文字托家人转交《宇宙风》，将之刊于该刊第 2 期的“纪念曾孟朴先生特刊”中，在这段纪念文字中，黄炎培称曾孟朴“是两双脚分跨着新旧两文坛的”文学家。他并作诗赞之曰：“孽海烟花早品题， 将绮梦付惊鼙，词人老去留仙蜕，白发秋娘日夕啼。”不久，《孟朴先生纪念册》 刊印，穆藕初特为之题词：“度支莞领著勋劳，大隐无分市与朝；健绝江郎一枝笔，眼看孽海起新潮。”“举世咸知崇美善，多君认识十分真，年年价贵洛阳纸，展卷依然对古人。”^[7]

1936 年 9 月，鉴于当时职业界的众多青年国文程度肤浅，不能很好地以文字畅述其思想，穆藕初特斥资创设穆氏文社，辅助青年进修国文，并约请黄炎培、沈恩孚、江问渔、夏 尊、杨卫玉等十余人为导师。规定“凡入社者每学期只须纳费四元，即可享受修改作文与指导读书之权利；凡作文成绩有特殊进步者，并得享受奖金”^[8]，这一社址设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内的“穆氏文社”，先后办有数届，对当时有志研习国文的青年提高国文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论者到坚定的民主爱国人士

应该说，从职教社成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黄炎培和穆藕初携手合作的领域非常之广，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伐的加紧，共同的爱国信念使二人将教育、实业与抗战救国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坚定的民主爱国人士，而伴随着一致的爱国行动，他们的友谊也愈深弥笃。

1936 年 10 月，黄炎培、穆藕初联合当时上海教育界、实业界计 215 位著名人士共同致信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向国民政府表达他们对日本侵略我国及其所包藏的亡我之祸心的“惶痛无极”的忧虑心情，这一名为《上海教育实业两界对时局之表示》的“迫切陈词”刊于《国讯》第 144 期。《国讯》的前身是 1931 年 12 月黄炎培创办和主编的 《救国通讯》，1934 年 1 月改名《国讯》，这一以致力于报导国难消息，刊登有关救国运动文字为基本内容，以唤起民众、倡导团结御侮为指导方针的杂志，由于纪载翔实，言论公正，深得社会赞誉。在“迫切陈词”中，黄炎培和穆藕初提请政府对日本种种“越出国交常规”的行为，要“一面迅提抗议，一面严令所属，苟有轨外行动，立以武力制止，遏未来之萌孽，收已失之桑榆，万勿存投鼠忌器之心，贻噬脐莫及之悔”^[9]。

1937 年“七七事变”后，黄炎培和穆藕初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之中。他们不仅担任了是年 7 月 23 日成立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执委，领导浦东同乡会同仁积极开展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等工作，使浦东同乡会会所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救亡的重要场所，而且还先后发表有关抗战言论，力主抗战，反对分裂和投降。据统计，仅在《国讯》上，黄炎培就发表了《我生第二戊寅年七月对日抗战一周年矣》（179 期）等诗和《无忘今日“八•一三”》（180 期）、《我合你一块走———抗战问答的结果》（183 期）等文，而穆藕初也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从被动的战略到自动的战略》（188期）、《加强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189~190 期）等文章。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窥见两人对敌侵略的无比愤慨之情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如穆藕初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过于悲观”的“必亡论者”和“过于乐观”的“速胜论者”两种倾向，从政治、经济等方面阐述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道理。至抗战后期，由于蒋介石一再破坏国共合作，进行反共活动，黄炎培多次对蒋介石进行质疑，致使当时重庆一些报纸对黄炎培的文字多不予登载，而穆藕初主持的农本局所办的《农本副刊》却刊载了黄炎培的诗文，这也是1942 年穆藕初被撤去农本局总经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数十年的风雨同舟，使黄炎培和穆藕初结下了诚挚、深厚的友谊，此由一事一诗最可明证：1942 年8 月 16 日，黄炎培与姚维钧在重庆张家花园巴蜀礼堂举行婚礼，穆藕初乃证婚人之一；12 月 22 日，黄炎培特作《赠藕初二绝》，其中一绝曰：“磊磊交情四十年，升沉百态幻云烟，绛袍玉帽谁能识，早岁登场一曲传。”^[10]

1943 年 9 月 19 日，穆藕初因病在重庆不幸逝世，鉴于黄炎培的社会名望，特别是他和穆藕初异乎寻常的同志之情与朋友之谊，孔祥熙特致函黄炎培，请黄炎培负责主持穆藕初的“丧殡一切”事宜。10 月 2 日，黄炎培联合孔祥熙、蒋梦麟、罗家伦等 42 人署名于《中央日报》上刊登《穆藕初先生追悼会启事》，《启事》 中曰：“穆藕初先生事业文章，举世同钦。对于吾国纺织业之提倡改善，专门人才之扶植培养，尤不遗余力。抗战以还，先后主持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经济部农本局，富国利民，勋劳卓著。”^[11] 其评价可谓再恰当不过。10 月3 日，满怀悲痛之情的黄炎培作《悼穆藕初》诗一首：“琐尾相携忍息肩，一生一死两苍颠；将身自致青去远，有德能忘浊世贤；合坐笙歌常醉客，万家衣被不知年；巴窗凄雨弥留夜，捷报遥闻尚莞然。”^[12]10 月 6 日，由农产促进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红十字会等发起组织的穆藕初先生追悼会于重庆银行进修社礼堂举行，黄炎培的挽联是：“四十年交好，到老犹新；最难赤手成功，万方衣被，付与儿曹好模范；惟自力乃获生存，由来富厚场中，几见飞黄上进。五十里流亡，相依为命；不意刚肠召祸，永别尘缘，处分家事尚从容；信暴敌必然败覆，料定凯旋门外，会看扶亲东归。”^[13] 追悼会上，黄炎培沉痛致词，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和穆藕初 40 年相知相交，并对穆藕初高远的志向、进取的精神、卓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当时穆藕初被撤去农本局总经理一职为时不长，重庆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对穆藕初逝世均比较低调，黄炎培在追悼会上的致词以《追忆穆藕初先生》为名刊于当时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稍后，再刊于由农林部生产促进委员会编印出版的 《农业推广通讯》第 5 卷第 11 期中的“穆藕初先生逝世悼念特辑”中。是月，《国讯》第 349 期又刊登了黄炎培所写的《穆藕初先生之为人答客问》一文，文中，黄炎培又充分肯定赞赏了穆藕初一生资助社会、奖掖后进、虚心勤勉的人格魄力。

1947 年 7 月 6 日，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中华职教社、浦东同乡会等 12 个团体于上海浦东为穆藕初先生举行追悼会。在会上，黄炎培恭读祭文：“君学为国用，义薄云高。有功在民，有策在朝……颂言满堂，黄金满筐，而君萧然，不以自享。恣出其财，以成人才。念幼年未尝入学，乃学舍之宏开。念国外求学之有得，乃助人出国以成材……”^[14]再一次对穆藕初的一生功绩和义举进行了颂扬。综上可见，黄炎培和穆藕初这两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实业家的优秀代表，在几十年的磊磊之交中，既有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下的相互关爱和援助，也有共同理想下的兴学育才之举，更有一致信念下的团结御侮之声。今天，我们追述他们的交往，不仅是要告诉后人他们间的情谊，更是要记住他们热爱祖国、与时俱进的精神和为中国社会进步所做出的非凡贡献。

[1]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84.

[2]佚名.浦东实业公司之发起[N ].申报，1918- 05- 05.

[3]黄炎培，等.拟联合同志陈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供吾国推广教育事业意见书[N ].申报，1918- 12- 21.

[4]穆藕初.穆藕初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33.

[5]《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3- 134.

[6]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序.

[7]黄炎培.纪念曾朴[J].穆湘 .孟朴先生纪念册题词[J].宇宙风，1935（2）：104- 105.

[8]佚名.介绍穆氏文社[J].国讯，1936（141）：707.

[9]黄炎培，穆藕初.上海教育实业两界对时局之表示[J].国讯，1936（144）：763.

[10]黄炎培.黄炎培诗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173.181.

[11]黄炎培，等.穆藕初先生追悼会启事[N ].中央日报，1943- 10- 02.

[12]黄炎培.黄炎培诗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173.181.

[13]佚名.追悼穆藕初先生今日在银行进修社举行[J].新华日报，1943- 10- 06.

[14]郭建荣.穆藕初与“五大使”出洋[J].文史精华，2004（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