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1879—1967），字鸿声，江苏江浦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 1908 年，郭秉文从上海清心书院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先后在俄亥俄州乌斯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理科和教育；1914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当年秋天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19 年 9 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2 年新的东南大学成立后，郭秉文担任首任校长，一直到 1925 年。由于郭秉文长期担任大学校长，学术界对郭秉文的研究多集中于他对促进在南京高师早期发展和东南大学的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上。 其实，在留美期间特别是回国后的十余年间，郭秉文还曾致力于职业教育活动。 他最早引入并倡导职业指导，积极宣传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情况，发起组织江苏省教育会“职业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并创建上海商科大学等，致力于职业教育的探索，对推动职业指导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职业教育早期的积极引入和宣传者
（一）职业指导最早的倡导者
在我国，最早引入西方国家职业指导的是郭秉文，这位民初留美学界领袖群伦的人物，眼见美国职业指导之发达，反观中国教育之窘状，深感引入、介绍美国职业指导的重要和必要。在郭秉文看来， 我国兴办新教育 20 年来，“成绩甚少”，“进步甚迟”， 其因乃是 “教育不切于实用”，“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而要使教育“深合于社会之需要”，则必须“于发达学子身心之外，复注意于学子职业之选择， 而与以正确之引导不可也”。①基于此认识，1915 年初，留美回国不久的郭秉文即在《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1 号上发表《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一文，对美国以及英国的职业指导加以介绍，在此基础上，郭秉文对在中国实施职业指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秉文说，随着我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学生必然越来越多，必然出现学生择业困难的情况，使众多学生成为“高等游民”。 虽然工商业不发达，是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社会无种种之团体，以引导少年选择适当之职业，而豫备之，则工业何由精进，事业亦何由发达”？所以，“引导少年选择适当之职业，诚重要事也”。 在他看来，学生毕业后，如果没有职业，不仅无益于社会，而且有累于家庭；而鉴于“学子毕业后，经验薄弱，选择职业，何去何从，遽难自决”，所以学校必须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他主张学校应设立“职业引导会”，以帮助学生选择职业②。
（二）西方职业教育及其制度的宣传者
郭秉文不仅在我国最早引入职业指导并对之加以倡导，而且对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及其制度也大力加以宣传。早在 1914 年 8 月 8 月，江苏省教育会在请郭秉文演讲“英德法美四国之学制异同”时，郭秉文就曾谓：“现今各国教育共同的注意点，一为课程改良，一为经济问题。一面普及职业教育，一面使普通学校的儿童知选择自己适宜的职业。其促进方法，一是考察外国教育，二是调查地方教育，三是用报告以沟通学校与社会之感情，四是力谋学校与实际生活之接近”。③
1917 年 ， 由教育部组派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该校附中主事韩振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张渲、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郭秉文一同赴日本、菲律宾进行教育考察，作为倡议者，黄炎培欣然愿意同行，而前任教育部参事蒋维乔亦愿加入，并得到批准。 这次考察从 1917 年 1 月 11 日抵达东京，到 2 月 26 日离开菲律宾，计一月有半。 期间，郭秉文和黄炎培、蒋维乔一起，对两国的职业教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在日本，郭秉文参观了东京府立工艺学校，并和黄炎培、蒋维乔一起参观了横滨商业学校；在菲律宾，郭秉文参观了勃拉根工艺学校， 并撰写了 《菲律宾学校之编制教授训练》一文，对菲律宾的职业学校情况作了简单介绍。 从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回国后，郭秉文多次宣传介绍日本、 菲律宾乃至其他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对增进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1923 年 ，美国全国教育会发起世界教育会议 ，通函各国教育团体，邀请代表与会，讨论世界教育问题。 于是，1923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世界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时称万国教育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计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200 余人出席。
1923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5 日 ，郭秉文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代表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委托代表和凌冰、黄建中、陈宝谔等与会。 在会议期间，郭秉文不仅访问了美国的一些教育家，请他们介绍美国二十年来兴盛起来的职业教育情况， 而且，通过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全国教育联合会共同编印的《中国教育概况》等著作，向世界各国展示了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中国教育发展情况。
回国后，郭秉文根据参加这次大会间对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了解和认识，撰写了《记欧美教育家谈话》、《欧美教育新资料》、《战后欧美教育近况》等多篇文章，刊登在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的《新教育》上。其中他极力称颂这些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号召中国向它们学习。
如在《战后欧美教育近况》中，郭秉文特别介绍了美、法、英、意大利、瑞士等国职业教育的状况。他说，在美国职业教育为“最注意”者，不仅设立有最高的专门职业教育领导机构———中央职业教育局，而且还每年拨款七百万元之巨，来兴办职业教育；并在陆军部组织教育委员会，“专就军队施以职业教育”， 对相关的军人授予职业知识技能。 法国“自战事起后 ，女子在社会就职业者 ，日多一日 ，职业的范围愈广，因此学校内增加应用科目，并征求家庭及社会对于教育改革之意见， 组织委员会，订定改革计划”④。 而“意大利战后教育实况可供我国参考者较之法国更多”。就职业教育而言，如添设初等职业学校；在普通小学加设农业课程；设立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美术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等“特殊职业学校”。
郭秉文建议，中国的教育应该适应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国家社会的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教育经验，“采自动的教育”。特别是对于女子职业教育，他建议，男女接受同等的教育，乃“世界潮流所至”。西方国家女子入社会服务的人数越来越多，女子已获解放；而在我国，则应在女子“实行解放之前，必须有机会养成女子独立之能力”，如此，女子“则不解放而自解放”⑤。
（三）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最早组织者
1916 年 9 月 12 日 ， 郭秉文 、 黄炎培 、 沈恩孚 、周厚坤、庄俞等发起组织了我国最早的省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江苏省教育会“职业教育研究会”。作为一个“专事研究各种职业教育之设施，以及提倡推广方法”的研究机构，职业教育研究会规定其主要会务有三：“研究关于普通教育范围内设职业科之方法”，“研究关于职业补习教育之设施方法”，“研究关于职业学校之设施方法”⑥。 研究会规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 并不定期地召开职员会和研究会，凡“在教育界而有志研究职业教育者及在职业界而有志研究职业教育者均得入会为会员”， 初设时，研究会即有会员 148 人。江苏省教育会以“职业教育研究会”为中心，开展了多种有关推动职业教育宣传和普及的活动，如关于于普通教育范围内设置职业科的方法和职业补习教育的设施方法等问题的研究，而在众多的活动形式中，组织职业教育讲演尤为引人注目。
如 1917 年 4 月，江苏省教育会特开“菲律宾职业教育报告会”，请郭秉文和黄炎培、陈宝泉、张渲等人演说。在会上，郭秉文特别指出，菲律宾的教育“所重者三项：一普通教育，二职业教育，三体育，而职业教育尤为重。……至职业教育，其目的有二：一辅助教育，二发展经济”⑦。
二、职业教育的大力实践者和探索者
郭秉文不仅是我国职业教育早期的积极引入、宣传者和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最早组织者，而且还是职业教育的大力实践和探索者。 自留美回国后的十年间，他先后发起创设江苏省教育会“职业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并创建上海商科大学，通过这些教育团体和机构于职业教育的推展，对职业教育进行了大力的实践和探索。
（一）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致力职业教育实践活动
1917 年 5 月 6 日 ， 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郭秉文和黄炎培、 蔡元培等 48 人联合发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大会上，郭秉文和聂云台、张元济、史量才、王正廷、杨廷栋、沈恩孚、朱少屏、黄炎培共同被推举为临时干事；不久，他又成为最早一批特别社员中的一员。
在中华职教社成立大会上，郭秉文演讲《世界职业教育之趋向》，1917 年 12 月，《教育与职业》第2 期将郭秉文的这一演讲予以刊登 ， 并改名为 《 郭秉文先生演讲德美设施职业教育之方法》； 这篇讲演文章，对世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概况作了介绍。 与此同时，在郭秉文和职教社发起人共同草拟的“宣言书”中，一致认为，“方今最重要、最困难之问题，莫生计若，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因此，决定“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
职教社成立后， 从 1917 年 7 月到 1923 年 5月， 郭秉文连续三届当选为议事员成员；1926 年 5月和 1931 年 7 月，又接连当选为董事会董事；1932年 7 月，再当选为评议员。 作为职教社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郭秉文多次参加职教社的年会（社员大会）、评议会等，在继续介绍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行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 如 1920 年，职教社议事员会议决郭秉文和黄炎培同赴南洋提倡职业教育，由于时值郭秉文正在抓紧筹备成立东南大学，而未成行，改由王志莘代之。 1921 年 4 月，在第四届年会上，郭秉文作了《美国职业教育之新趋势》的讲演；1921 年，《教育与职业》第 27 期将郭秉文的这一演讲予以刊登，并改名为《郭秉文君讲演美国职业教育之新趋势》。 1922 年 10 月 3 日，职教社议事员常会和职业学校经济校董召开联合会议，郭秉文和黄炎培、穆藕初、史量才、顾树森等一同参加，规划中华职业学校的未来发展。 1933 年 4月 25 日，郭秉文又和蔡元培、刘湛恩、潘序伦、廖世承、王志莘等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会，此次会议共议决五案：利用学校原有设备，推广职业补习教育；提供农村副业训练；养成职教师资；举行生产教育巡回讲演；普通中学应设实验工厂或农场。 所有这些，对职教社的职业教育运动的推动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组织领导中华教育改进社 ，开展职业教育理论探索
除职教社外，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华教育改进社也是对职业教育予以推动的一个重要教育团体。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 1921 年 12 月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联合改组而成。 成立后，郭秉文和蔡元培、范源濂、张伯苓、黄炎培、熊希龄等九人被推为董事。 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共设 32 个专门委员会。而在各专门委员会中，由黄炎培、郭秉文分任正、副主任，钟道赞担任书记的职业教育委员会， 是规模较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即有 32 名委员，位居各委员会前列；规定其任务是“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协作， 聘请专家讲演职业教育， 并指导职业教育事业”；在黄炎培、郭秉文的领导下，职业教育专门委员会成为改进社推进职业教育制度确立的主导力量。
从 1922 年到 1925 年，改进社先后四次举行年会，其中，在郭秉文和黄炎培等的主持下，职业教育组在这四届年会上议决通过了二十余项议案。
1922 年 7 月的第一届年会 ， 通过的职业教育议案有 《编造全国职业教育统计案》、《各种职业团体筹款设立职业学校案》、《组织职业学校学程标准案》、《省教育行政机关应设职业教育科并置专科视学员案》、《推广女子职业教育案》、《推广工人工徒职业教育补习案》等；1923 年 8 月的第二届年会通过的职业教育议案有：《促进各县职业教育案》、《平民学校注重简单工艺案》、《提倡军队职业教育案》、《请调查全国需要职业指导国外求学方针案 》、《我国职业学校宜特设商店案》、《教育行政机关应设专科办理职业教育案》、《本社应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协作聘请专家讲演职业教育并指导职业教育事 业案》；1924 年 7 月第三届年会通过七项议案：《请本社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作，实行调查全国职业案》、《请本社心理测验委员会编制测验， 为实施指导之资料案》、《请本社致函各省师范学校及各大学教育科，添设职业指导专科案》（除照本案进行外，并分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于起草课程时， 酌量加职业指导）、《请本社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作， 继续提倡职业指导案》、《提倡西北职业教育案》、《本国应亟设法广储职业师资案》、《联络统一地方教育、实业各机关及工商团体，取互助精神，共促职业教育进行案》。 1925 年 8 月第四届年会通过的议案有五：《请各省初级中学采行职业指导案》、《调查各地平民生活状况， 实施职业补习教育》、《组织职业介绍部案》、《创设职业指导所，兼办推销出品介绍案》、《创设女子商业学校， 以推广女子职业案》。 这些议案，每案除说明意义、内容外，并列出其具体推行办法，十分详尽，对当时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创建上海商科大学，主持暑期职业教育讲演
在执掌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期间，钟情于职业教育的郭秉文还不时实践着职业教育，这尤以创建上海商科大学和主持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职业教育讲演最为引人注目。
上海商科大学是我国最早的商科大学， 其前身是南京高师的商科和暨南学校的商科。1921 年 6 月，东南大学筹备处成立后，即计划将商科于上海“择地建设”； 而时值暨南学校的商科也由南京迁至上海，于是，两校决定两校商科基础上合办商科大学。
1921 年 6 月 ， 由郭秉文和暨南学校校长柯成懋以及上海商、学两界重要人士穆藕初、黄炎培、史量才、聂云台、陈光甫、简照南、钱新之等 15 人共同组成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详细讨论筹建上海商科大学的具体办法。 7 月 13 日， 郭秉文和柯成懋的《呈教育部报合设上海商科大学鉴核备案文 》中曰：“上海为吾国通商大埠，商业人才，普通者虽渐见众多，而于商科应有各科目极深研究、足膺大学专门教授之选者，现尚寥寥之可数”，故建议东南大学和暨南大学合办商科，“意在造就高等商业人材”⑧。 9月 23 日， 教育部批准了郭秉文等人的所请， 是年秋，上海商科大学正式开办，郭秉文任校长。 1922年 7 月始，上海商科大学又由东南大学独办，并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郭秉文仍任校长。 上海商科大学创办后，延聘马寅初、潘序伦、孙本文等著名学者，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一批最早的高层次的财经、商业人才。
1923 年 ，在郭秉文的支持和主持下 ，东南大学与职教社商定于该校暑期学校中加 “职业教育组”进行职业教育讲演。 该年暑期讲演时间为 7 月 10日~24 日，学程分职业教育概论、职业教育课程和职业智能测验三部分。 期间，7 月 10 日，黄炎培讲“职业教育概论”第一讲“职业教育之定义与分析”，并请江苏教育厅厅长蒋维乔、东南大学代理校长刘伯明、 商务印书馆编辑朱经农等参与讨论；11 日，杨卫玉讲“职业教育概论”第二讲“新学制与职业教育”， 并请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郭秉文参与讨论。 另外，杨卫玉并和朱经农合讲“职业教育课程”；廖世承和邹韬奋合讲“职业智能测验”。 在讲演时，不仅参用各种图表和书目，还参考了职教社所编的《全国职业教育统计》等。
遗憾的是，1924 年夏，东南大学因遭受火灾影响，暑期学校不得不暂停举办。 1925 年，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继续兴办，其中职业教育组仍由职教社负责。此年学程包括“德美职业教育之行政”、“欧美职业教育之新趋势”和“职业教育之实际问题”等三项，讲授者除职教社的黄炎培、杨卫玉、邹韬奋外，还聘请有同济大学教授、德国人培伦子博士和清华大学教授庄泽宣等人。
讲演是宣传、探讨、推行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 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所开展的职业教育讲演，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它既是郭秉文主张职业教育的思想体现，更是他对职业教育的有力实践。
综上所述，在中国职业教育早期发展中，受西方职业发展的影响和启示，以及国内发展职业教育的现实需求，郭秉文积极引入、介绍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开展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探索职业教育在中国发展的路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早期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者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 释：
①郭秉文：《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载《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1 号，1915 年 1 月。
②郭秉文：《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载《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1 号，1915 年 1 月。
③《记事：江苏省教育会》，载《教 育 杂 志 》第 6 卷 第 6号，1914 年 9 月。
④郭秉文：《战后欧美教育近况》，载《新教育》第 2 卷第4 期 ，1919 年 12 月 。
⑤郭秉文：《战后欧美教育近况》，载《新教育》第 2 卷第4 期 ，1919 年 12 月 。
⑥《记事：江苏省教育会研究职业教育》，载《教育杂志》第 8 卷第 10 号，1916 年 10 月。
⑦朱有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94 页。
⑧《呈教育部报合设商科大学鉴核备案文》，见《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3~13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