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玉: 中华职教社的栋梁

作者:安宇、沈荣国

杨卫玉( 1888~1956) 字鄂联, 上海嘉定人。1921 年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 以下简称职教社) , 历任职教社推行股主任、办事部副主任、中华职业学校校长、理事、总干事、副理事长等重要职务, 长期主持职教社社务, 与黄炎培、冷御秋、江恒源并称为职教社四老。是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 是职教社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但由于其长期被人忽略,目前学术界对他几乎少有关注, 对他与职教社的具体关联更是无人涉及。笔者不揣浅陋, 对杨卫玉在民国期间服务职教社的情况略作探讨, 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加入中华职教社的动因

1888 年, 杨卫玉出生于江苏嘉定的一个以教读为生的传统家庭。经过早年长期的实践、探索后, 他最终选择被传统势力讥笑为“作孽教育”的职业教育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而后坚守职教社岗位, 数十年如一日。对于杨卫玉最终的职业教育选择, 笔者以为如下几个因素最为关键。

近代上海尤其是嘉定县社会氛围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走在了前列, 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率先近代化。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1902年, 中国第一个民间教育团体———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建立。从1902 年到1922 年间, 中国出现了112 个民间教育团体, 其中,有26 个在上海产生或设立分会。在数量上与北京并列第一, 而建立时间总体上早于北京。到民国元年, 嘉定县有初等小学99所, 在校学生3764 名; 高等小学12 所, 在校学生384 名, 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些率先趋向近代化的变革, 给生于斯、长于斯的杨卫玉的成长提供了国内罕见的环境。他没有走旧式文人的科举之路, 而是“少时就读师范, 后学理化”, 这为杨卫玉选择从事近代职业教育奠定了方向基础。

留学日本经历的渗透杨卫玉早年在上海尚贤堂书院、上海理工专修学校毕业后, 旋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当时, 正是日本职业教育声潮日涨之时。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日本先后制定颁布了《实业补习学校章程》、《徒弟学校章程》、《实业学校令》、《农业学校章程》、《工业学校章程》、《商业学校章程》、《专科学校令》等系列相关制度性法令。1910~1912 年的12年间, 日本的实业学校和学生数增加了4 倍左右, 实业补习学校所数增长近49 倍, 学生数增长38 倍。这种日新月异的现实, 给关注教育以解救民生为己任的青年杨卫玉的印象深刻。杨卫玉在1917 年到日本专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 他也特别注意到日本的职业教育。之后, 杨卫玉又在国内的江苏省教育会等地, 多次专门讲演职业教育。留学日本的经历为他选择职业教育埋下了等待萌芽的种子。

中华职教社先驱的熏陶

留日归国后, 杨卫玉与职教社早期的领袖人物都有密切来往。1913 年, 在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结识职教社的创始人黄炎培, 两人逐渐形成了真挚的友谊。职教社的临时干事会主任、第一届议事会日常会议主席、早期基金管理员沈恩孚是杨卫玉的姑父,也是他少年时的业师;而第一任中华职业学校主任顾树森则是杨卫玉在江苏教育会学校教育部的同事。与他们长久而频繁的交往和共事, 给杨卫玉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促使杨卫玉对职业教育作出最终选择。

1921 年, 33 岁的杨卫玉应黄炎培之邀, 加入职教社。从此,他的事业、理想和生活都与职教社紧密结合在一起。

参与中华职教社的历程

作为职教社的领袖之一, 杨卫玉自1921 年加入职教社, 直到1949 年新中国建立, 凡二十余年如一日, 一直坚守在职教社的不同岗位上。杨卫玉参与职教社的经历可以分为成长与成熟两大阶段。

成长阶段( 1921~1937) 1921 年, 杨卫玉自加入职教社之初, 就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1924 年前后, 成为职教社办事部推行股主任。1925 年年会之际, 职教社办事部拟增设副主任一人, 襄助主任处理社务, 议事员公推杨卫玉担任该职。1927 年, 职教社办事部主任黄炎培由于与新兴的国民党人士的矛盾而出走东北和朝鲜, 职教社事业陷入困境。副主任杨卫玉主持组织执行委员会, 且成为三大常委之一,与顾荫亭、杨贤江二人共同维持危难中的职教社。1928 年6 月, 黄炎培为了职教社的发展,辞去社办事部主任职务, 推荐江恒源为办事部主任, 杨卫玉依旧为副主任。此后, 杨卫玉辅佐黄炎培、江恒源, 与他们共同主持职教社社务。

总的来说, 这个时期的杨卫玉既是职教社成长中的主持者, 也曾主持过《生活》周刊、执行委员会、中华职业学校的工作。同时, 又是黄炎培、江恒源辅佐。他偏重于具体事务的执行,是职教社事业的骨干。

成熟阶段( 1937~1949) “七•七事变”后, 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深入, 中国大片领土丧失, 职教社的工作重心逐渐向西南转移。在职教社内迁之初, 杨卫玉成为广西分社的第一任主持者。1938 年9 月9 月, 职教社总社办事部迁到桂林, 由杨卫玉主持社务。1939 年7 月, 职教社总社办事部又迁至重庆, 继续由杨卫玉主持社务。1940 年11 月, 职教社总部迁往成都, 12 月, 江问渔、冷御秋随黄炎培参与筹备“统一建国同志会”, 决定由杨卫玉负责职教社的日常工作。而后, 他一直艰难地在西南主持社务。

抗战胜利后, 总社从重庆迁回上海, 杨卫玉出任总干事。在“职业教育似乎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维持目前的职业教育已极困难”的情况下, 杨卫玉在何清儒、钟道赞等人的辅佐下, 抱着“人民生活一天, 职业教育也必然需要一天”的心态, “苦心支撑, 惨淡经营”。最终在黄炎培提前北上, 孙起孟远驻香港的情况下, 亲手带着职教社走进新中国。

总的来说, 这个阶段的杨卫玉业已成熟。一方面, 他已经成为职教社的领导人之一。1941 年, 为纪念职教社成立 20 周年,职教社同人联名发表《从困勉中来》, 文中明言“即如炎培、恒源、卫玉三人, 自知无似, ……”把杨卫玉与黄炎培、江问渔并列称为职教社的“三老”, 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杨卫玉在职教社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另一方面, 杨卫玉的活动范围逐渐走出办事部的事务执行范畴, 走向职教社研讨、决策层。1943 年, 他当选为职教社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1949 年, 当选为职教社副理事长,对职教社有了更为全面的影响力。

参与中华职教社的独特性

在职教社的领导中, 杨卫玉是唯一的留学生出身的人士; 在众多留学生中, 他又是唯一的职教社领导者。相对于职教社其他领导和其他众多留学生, 杨卫玉参与中华职教社有他自己的独特性。首先, 在职教社内历练成长。杨卫玉加入中华职教社之时, 只是江苏教育会学校教育部一个普通干事, 杨卫玉成为职教社的领导, 是他在职教社内长期历练的结果, 而职教社的其他领导都没有这种在职教社内成长的过程。黄炎培、沈恩孚在职教社成立之初就已是誉满天下的教育家, 直接进入职教社领导层; 江恒源 1928 年出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前, 是江苏省教育厅长, 已经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 而冷御秋则早在“二次革命”中就以抗拒袁世凯而闻名天下。其次, 是多方参与的多面手。杨卫玉在职教社工作中, 如林晓所言, 他“长于行政才能, 对具体工作是多面手, 堪称全才”。从参与方式上来看, 他“办教育、有时搞教学行政, 亲自授课则是优秀教师; 办刊物, 既充当编辑, 又搞著译”,此外, 在职教调查、讲演、地区规划、职教理论研究等方面也多有作为,几乎涉及了职教社各方面的工作。从参与领域来看, 他曾先后在历届年会中充当职业补习教育组、女子职业教育组、平民职业教育、工商补习教育组、职业指导组等小组讨论的主持者。除职业教育的一般范畴外, 他还颇为关注小学职业陶冶、军队职业教育等特殊职业教育。1925 年和夫人彭心雪合著《小学职业陶冶》, 被称为“一位对于职业陶冶学识经验俱丰的专家”; 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 曾赴北平冯玉祥、江苏朱熙部队考察军事职业教育。这种广泛的参与, 在职教社同仁中几乎是仅有的。

结语

杨卫玉服务于职教社几十年, 为职教社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职教社的历史乃至民国职业教育事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 他是职教社危难中的主持。笔者以为杨卫玉对职教社最显著的贡献, 是他多次在职教社危难之时, 主持社务, 最终带领职教社走出困境。1927 年, 由于蒋介石等人的迫害, 办事部主任黄炎培北上出走, 6 月 16 日, 职教社全体社员也被迫离开社所,中华职教社进入生死存亡的危难境地。杨卫玉作为办事部副主任主持组织执行委员会, 与顾荫亭、杨贤江二人共同在危难中维持职教社。1937 年, 抗战爆发, “职业教育似乎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维持目前的职业教育已极困难”, 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社同仁又逐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直接抗日救亡活动中去, 而杨卫玉先后在桂林、重庆、成都“苦心支撑, 惨淡经营”, 主持职教社的日常事务。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 正如尚丁后来所回忆, 是“卫老临危不惧也不乱, 他领导我们战斗到最后一刻”,亲手把职教社带进新中国。其次, 他是中华职教社留学生的典型代表。留学生出身的职业教育家是职教社的一支极其重要的生力军, 对职教社的建立、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7 年, 职教社成立之时, 在44 名发起人和赞成人中分别有26 名是留学生出身的人士, 而后, 廖世承、钟道赞、刘湛恩、何清儒、杨卫玉、贾季英、王志莘等留学生出身的各界人士不断涌进职教社, 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职教社留学生群体。留日出身的杨卫玉自 1921 年加盟中华职教社后, 在职教社社内经过长期历练, 最终成长为唯一的留学生出身的职教社领袖, 成为职教社留学生的典型代表。

再次, 他是民国职业教育的骨干。杨卫玉自 1921 年加入职教社后, 一直依托职教社, 致力于职业教育事业, 对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34 邵祖恭出版《反职业教育》, 反对“以谋生或救时为目的, 见于课程的、行于学校的、狭义的职业教育”,公开否定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对此, 杨卫玉愤然而起, 著文《职业教育价值之新估计》指出: 职业教育固然不是“任何问题可以解决的”, 但它“可以解决现时社会问题的一种”、“至少是一种对症发药的良方”, 同时, 又指出“职业教育绝非个人功利主义之教育, 更非蔑视文化之教育”。以理性的态度维护了职业教育的阵地和尊严。抗战爆发后, 在国人纷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大业中去时, 杨卫玉依托职教社, 坚守职业教育阵地, 使得战争期间的职业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总之, 传统教读家庭出身的杨卫玉基于特定的历史机缘, 于清朝末年东渡日本留学, 进而选择职业教育为其一生的事业。自 1921 年参加职教社后, 与职教社创始者黄炎培“邛驱相依共生死”,逐渐成长为职教社的领袖和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