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蔡元培与黄炎培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是中国职业教育史上的传奇。1912年2月，蔡元培提出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在后来的职业教育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15年4至7月，黄炎培参加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此后在职业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系列创新，使之逐渐处于核心地位。中华职教社成立和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呼应，则说明蔡元培的后期仍一直在参与职业教育的创建与改进工作。

从20世纪初到抗战，由一条“教育救国”的红线，贯串着中国职业教育界两位高举这面旗帜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与黄炎培的一生。他们是师生又是同志，一个曾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则是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的创建者；他们还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伴随着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生与发展，他们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是职业教育史上的传奇。

献身“教育救国”的一对师生

蔡元培(1868—1940)，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导者。他幼稚举业，少年得志，取进士、点翰林、26岁即授编修。1900年，弃官南返，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浦洋公学特班教授；1902年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上海爱国女校校长。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 武昌起义后，蔡元培应孙中山的邀请回国， 1912年1月5日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同年5月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7月他主持的临时教育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新学制，即《壬子学制》，并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五育”并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1917年起，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长达10年半，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

蔡元培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他对实业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的论述，是我国职业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担任教育总长期间，创建了一批学校，特别是女子职业学校。1912年创建的浙江女子职业学校，蔡元培、黄炎培等任校董。1916年，蔡元培视察女职并演说题词：“女子能熟悉有益社会之职业而济之以勤俭则能自立，能自立则自然与男子平权矣”。

黄炎培(1878-1965)，前清举人。蔡元培的学生，“教育救国”思想的继承者，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黄炎培于1901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特班时，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就读时期，黄炎培受到蔡元培的启发，立志“教育救国”。1902年，南洋公学在一次学潮中被解散，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回到川沙任小学堂总理．从此开始了他终；身不渝的教育事业。1905年9月初?，蔡元培介绍黄炎培加入同盟会，次年接替蔡元培任上海同盟会干事。辛亥革命前夕，苏南各县公推黄炎培为代表，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并参加了程德全、黄兴在沪召开的全国共和联合大会。

1914年后，黄炎培长期担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筹办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后去美国考察，学习美国的职业教育。1916年9月，黄炎培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1月发表《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一文，明确地提出职业教育之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任董事长，蔡元培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会主席。 蔡元培与黄炎培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时期蔡元培离开上海去香港。在这段时间中，黄炎培创办鸿英图书馆，蔡元培鼎力支持并任董事，直至1940年逝世。

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

蔡元培很早就辩证地阐释“学”与“用”、“理”与“术”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的主张，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甲午战后，他分析当时的形势：“中国睡而将醒”．学校的重要性渐被认识，“且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强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绍兴推广学堂议》，《蔡元培全集》卷1，中华书局． 1988年)鼓吹学堂改弦易辙，抛开读书做官的旧框框，反对学习无益于己、无益于国的科举制艺，“急致力于有用之学”。什么是有用之学?他认定即农工商等实业之学。国家积弱积贫，经济落后是由于农工商实业没有充分发展。“实业固农、工、商并重”，“一切养生之具，何事不仰给于农工商”。其结论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学有用之学，从事制造财富之工”。(《剡山二载两书院学约》，《蔡元培全集》卷1，中华书局，1988年)

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他学习欧美的经验．构思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从纵向上说．从幼稚园以至成人学校，分级设立；从横向上看．设“农桑商工以至于政治法理哲”若干科。他又把教育分普通、专门、实业三类，从普通初级到专门教育需十余年，寒微之家急于生计者，可从普通初二级进入实业学堂，卒业后“足以持生计而不匮矣”。

1912年7月，蔡元培主持临时教育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新学制，并于9月3日公布，该年是农历壬子年，所以称“壬子学制”。至1913年8月，又陆续颁布各级各类学校规程，并把1912年至1913年中各类学校法令综合为一个统一的学校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是对清末《壬寅癸卯学制》的改进和超越，废除了旧教育的读经讲经课，取消了贵胄学堂，摒除了毕业生奖励科举出身的制度，从学制上保障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力，学制年限也缩短了3至4年．继承《壬寅癸卯学制》所实行的初等小学义务教育和小学后的多轨制，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前，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说：“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强调“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蔡元培飞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年4月，《蔡元培教育论著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实利主义”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另一译名。实利主义教育思想最初流行于美国，清末才输人中国。蔡元培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列强所依靠来相互竞争的，“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而“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其贫”，所以厉行“实利主义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

蔡元培多角度阐述所提出的新教育方针．首先，“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其次，“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在实利主义与其它教育的关系上，实利主义是智育，与作为体育的军国民主义，作为德育的公民道德及美育、世界观教育是不可偏废的整体。

在实利主义的课程上，蔡元培认为：语文有 40％以上是实利的；历史地理也是实利的；自然科学如算学、物理化学则当然是实利的；手工也是实利主义的。注重普通教育与实业知识技能的结合，“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也认识到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世，极贫极弱的危局已使中国面临着优胜劣败被淘汰的危险。他致力于探索一条改造中国教育的路子，试图通过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根据“生利、分利”理论，他认为，造成中国贫弱大患的原因是中国生利之事之人太少，而分利之事之人太多，“今之论中国者，莫不以民多分利，少生利为致贫弱之大患”。中国要求富强，免于被淘汰命运，必须大力发展生利事业。在他看来，能够生利的是农工商之类实业活动，“农工，生利事业也”。黄炎培认为：“吾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从教育下手，进而谋职业之改善。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天愿相与始终也。”(黄炎培：《中华职教社宣言书》，1917年1月)

实利主义教育是当代职业教育界研究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热点之一，评论者给予了多种角度的认识。李桂林认定，“所谓实利主义教育主要就是提倡实业教育”。他认为蔡元培的实利主义就等同于1906年清学部之“尚实’’的教育宗旨．并引用“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实利主义教育集中表现了蔡元培实业教育思想”。他并且认为“癸卯学制与壬子癸丑学制中的实业教育制度的精神实质是高度一致的。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实用精神终于在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制度中扎下根来．其后两次职业教育思潮也都贯穿这一精神”。(李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第48、4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杨东平则一方面肯定实利教育属于一种“职业教育思潮”(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确20世纪》， 第47页， 文汇出版社． 2003年8月)另方面，又强调“实利主义教育并非专指职业技术教育，系指智育，但重视教育与国计民生的结合，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让人民掌握科学技术。”(同上，第28页)

蔡元培的确把实利主义教育作为智育提出的，实利主义教育不仅要求给人以各种普通的文化科学知识，而且强调给予发展实业的知识与技能，以及一定的职业训练。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在后来的职业教育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正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原因。早期的蔡元培主张“急致力于有用之学”，并且认为“什么是有用之学?即农工商等实业之学”。但这不能等同在他提出“五育”时，仍然停留在实业教育的认识上。他把实利主义教育作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并强调“五育并举”，就说明已远不是洋务派时期的“实用之学”的概念可以涵盖的了。

黄炎培也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信徒，他在 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商榷》． 1914年又发表《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就系统地论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张在小学课程教学中，都“以实用为目的”，打破这种文字的平面教育，实行立体的实物教育。(《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商榷》，《教育杂志》5卷7号)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教育偏重知识，但并不忽略谋生能力的发展，他把实业教育看做急务、最切实有用的教育、生利的教育，而且，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职业教育。

中华职教社成立与蔡元培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呼应

1915年4至7月，黄炎培参加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对美国的繁荣富裕和职业教育的发达印象深刻，从《旅游随笔》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的讲演、报告与文章。他认为“美国教育，凡所设施，无一非实用”，而实用教育的的典型是其职业教育。他把职业教育定义为给青少年以适于生活需要知能的教育，包括工业教育、农业教育、商业教育与家庭艺术教育。他赞扬美国职业教育制度“使儿童适于谋生”(《美国教育状况》，《教育研究》25期)，并根据美国的经验，提出职业教育以“中学校为中心”的思想，(《调查荚国教育报告》，《教育杂志》8卷)这是黄炎培教育思想的一次跨跃。

此后，在中国职业教育思潮发展过程中．黄炎培逐渐处于核心地位。从1915年始，中国教育联合会多次议决推进职业教育议案。1917年5月 6日，由黄炎培发起，联络蔡元培等教育界和实业界40余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推举黄炎培为办事部主任。由于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的不懈努力，带来了职业教育思想广泛传播，职业教育运动的蓬勃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黄炎培与知识界、教育界、民族企业家在改革教育问题上所结成的联盟，所表现出相互理解和支持。在中华职教社成立并发表宣言募集资金时，列名发起的有44位社会名流，其中1／4是工商金融界领袖人物．从 1917年至1921年有数十家企业、个人和南洋华侨向中华职教社捐款。(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杜，2001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和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是中国教育划时代的进步，体现了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对教育的要求，渗透了要求教育紧密联系中国经济和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和生计的精神，是中国职业教育由近代进入现代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此后，出现了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的的高潮，1918年全国有各类实业教育机构531个，1922年增至822个，1923年为1194个，1924年为1548个，1925年为1666个，1926年达1695个。(孙祖基：《10年中国之职业教育》《职业与教育》第85期)从1918年至1926年的8年间．职业教育机构数增加了2倍多，远高于同一时期内其他各类教育的增长速度。

但这一发展势头只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由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到20年代末，城市职业教育进入了低谷，1928年全国职业学校仅存157所。教育界为应对这一形势，大批人走向农村．席卷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入高潮。同时，总结这一段发展的经验教训，在进一步加深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切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针，黄炎培、蔡元培相继发表了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文章和宣言。

1926年1月，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表了《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他从总结近十年间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人手，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概念，认为师范教育、医学教育等等都是广义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普通教育也与职业教育有一定的联系，“只从教育界做工夫．才能发达职业教育”；号召职业教育走向社会，“参人一切”，“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需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换一句话，内部工作的努力不用说了，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

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与杜威1920年 5月在中华职教社演讲中提出的“广义的职业教育”，“一切的学校即是工场、商铺，一切的工场、商铺即是学校”是一致的，只是包容更大。(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法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84页，2004年)如果再与1928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第10届年会在苏州召开时．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代表朱经农，代表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言说，从小学到大学的一切教育都应当职业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应当打成一片，使全部教育都有职业的兴昧。并根据以往职业教育的弊病提出，办理职业教育者也要改进职业教育，以应对不同环境的要求。这个发言从官方的角度出发，与“大职业教育主义”相呼应就更明显。

同月，在蔡元培主持的第一次教育会议上，通过的“请准推行职业教育案”，明确规定了“推广职业教育”(第9条)、“注重农业教育”(第10条)。方案说：“欲求民生主义之实现，要在民众各有相当之技，分担各项职业，以发展全国之经济，对于担任技师职业者，应为之设立高级职业学校，以应其需要，对于担任农民工人商人等职业者，应为之分别设立初级中级职业学校，以应其需要，使全国技师工长、工人，各有充分之技能．以抵抗国外经济之侵略，而巩固全民之生计。”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提倡和研究，使一度沉寂下来的职业教育，在1928至1931年间又形成一股社会热潮。

1931年2月，蔡元培、黄炎培等42人联名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提出种种社会、教育问题及对策，试图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的影响。宣言列举的问题包括小学毕业生不能升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大学，又没有一技之长．对社会国家有害无益；职业界需要专精技能人才，大学毕业生缺乏的恰恰就是从事职业的知能；中国是农业国，粮食却不能自给；女子教育偏重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却不被重视；工人普遍缺乏职业知能和职业道德训练等。《宣言》说：“扼要之图．确惟职业教育是赖”。为此要紧急提倡职业教育，并提出14条建议。《宣言》还主张政府下令创办职业补习教育，以增进职工服务知能，建立发展改良企业的根本。1932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把职业教育工作的重点转移至提倡和创办职业补习学校上来。(《教育与职业》122期)

蔡元培把职业教育作为解决中学生出路的办法，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中等教育的三大功能，一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普通教育：二是高等教育之预备；三是培养职业应用能力。他主张小学后分流，一方面是中学的普通教育：一方面是建立中等之农工商业学校，养成职业的能力，这种思想明显来自德国职业教育的影响。他还主张“国中学生筹救济，当注重职业教育”。(蔡元培：《中国教育之恐慌及救济方法》，1916年，蔡元培教育论著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蔡元培倡导人们转变观念，“从前人以为从小学、中学升学到大学是正途，在各级职业学校用功是异途；现在要改变为学职科是正途”，蔡元培提到这样的高度，把在中等教育阶段多办职业教育，作为应对中国教育“恐慌”的“救济方法”。(蔡元培：《关于青年教育问题谈话》，蔡元培教育论著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这说明，蔡元培的后期仍一直在参与职业教育的改进与建设工作．而且，他的上述思想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从上海来到香港，准备转赴重庆，但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不得不留在香港疗养休息。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寓所失足跌倒，3月5日病逝。毛泽东发唁电称：“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80年，蔡元培逝世 40周年时，被称为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

黄炎培在1949年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主任委员，1965年去世。中华职教社至今仍是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为职责的统一战线系统的人民教育团体。

蔡元培与黄炎培长达40年的友谊与合作．留下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紧密相联的史实，永远是中国职业教育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