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职业学校老校友、上海社原专职副主任吴贤忠老师，经三年多不懈努力，精心打磨的三万余字长篇论文今天与读者见面，为立社百年献上一份厚礼，也实现了吴老师深藏多年的心中宏愿。

耄耋老人是怀着至诚之心，至深之情完成这篇长文的，他常感恩中职学习五年受益终身，中华精神指引一生。他多次表示，年逾八旬无法再为社、为校出力，但愿将一辈子学习实践黄炎培先生教育思想的心得整理出来，作为对先辈的汇报，对后人的交代。

这篇长文也是吴老师深厚功底，多年坚持的成果。长期以来，他发表过一篇篇关于黄炎培教育思想的研究论文。此文撰写过程中，他曾多次住院，却在病房里仍以坚韧毅力笔耕不辍，又在家人的支持帮助下，最终圆满完成。

吴老的精神感动了一些老社员，他（她）们自愿集结在迎接中华职教社百年华诞的旗帜下，呼应吴老的长篇论文，从传续发展、成功实践、群贤鸿论、现实意义等多个角度撰写系列文章，共同祝福百年中华职教社事业长青。

百年沧桑，几度衰荣，喜迎春天，职教事业普及全国。继往开来，在先辈铺就的道路上创新开拓，乃吾辈不辞之责，须先认识和研究历史道路，本文拟从十个方面研究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贡献，借以论证和探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职业教育事业中的历史地位。

之一：

一、前言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成立。自定使命为在中国推广职业教育，宣示最终目的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似有慈善之意，不过它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即通过职业教育使人具备合符其个人特点的为国服务、为己谋生的素养和智能。职教社的成立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久被袁世凯篡夺而流产。袁世凯上台后掀起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妄图复辟帝制。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较量风起云涌。1913年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商榷》一文，提出小学各科教学内容和方法应以对生活有用的主张，向脱离社会生活实践的仕途教育的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挑战。此举比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鼓吹新文化早了两年。

脱离社会生活的教育造成学生学了无用，而实用主义教育尚不能解决学生结业后的就业问题，而实业亦无法获得适用的技工，阻碍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蒋梦麟归纳当时劳动力市场供求脱节的情状谓：“为求而无适当之供”，“所供非所求”。（《教育与职业》以下简称《刊》第2期）并指出这两个问题需由职业教育来解决。至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第三个问题“供多求少”，即就业岗位不足则职业教育不能越俎代庖、强令企业增设岗位，这应由经济发展来解决。所以“职业教育有一定的界限，非若百病消散丸”。（同上）就上世纪初中国社会状况而言迫在眉睫的是要解决供非所求和求非所供的问题，推广职业教育就是为了改善劳动力供应状况，此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却受到一些深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的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教育应当为青年铸就一条高雅的仕途，教育若为解决“饭碗”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把教育庸俗化了，是异端邪说。有一些虽不是激烈反对但对职业教育存有种种疑虑。教育领域两种思想的斗争是不容回避的了。欲推广职业教育必先要解决社会上的反对之声和种种疑虑。思想上的澄清只有靠理论工作来说服。

1916年12月13日蔡元培应邀在江苏省教育会（时上海属江苏省）作题为“中国教育之恐慌及其救济方法”的演讲，指出教育的最大问题莫过于毕业生无出路。这是因为“我国学校毕业生通弊，莫不想做官……与社会事业太形隔膜，至出路壅塞。就根本救济而言，固应趋重职业教育”。（《黄炎培日记》第一卷第274、275页，华文出版社2008年）痛贬了旧教育思想的弊端，给学生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莫大的鼓励和支持。紧接着黄炎培起草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蔡元培讲演的主要观点成为宣言的主旨，这份宣言经蔡元培首肯，并表示愿联络一些高层人士共同发起。

职教社成立后，黄炎培邀集、联络国内有关专家、学者，采用各种形式来参与社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击退封建教育思想的攻击。其形式有：或参加社的领导工作，如议事会、评议会和社的学术行政部门；或邀集参加研讨会，如专家会议、社的年会、全国职业学校年会等；或在社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表论文、调查报告、问题讨论和解答等等。所邀集的专家、学者主要有：

蔡元培 清末举人、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教育救国论的创导者。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北京大学著名校长。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任社的议事员、评议会主席。

张元济 清末举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同情“百日维新”被革官职。回沪后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后入商务印书馆任董事长等职。社的发起人，临时干事会干事、议事员会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名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

沈恩孚 清末举人，上海同盟会总会负责人之一。创办江苏教育会并主持工作。辛亥革命后任沪军督府顾问，江苏省公署秘书长，上海市议会议长。社的发起人。任临时干事会干事、议事员董事等职。创办鸿英图书馆任馆长。

蒋梦麟 美国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哲学学士、博士。社的发起人，办事部总书记，《教育与职业》杂志首任总编，议事员、董事、监事。北京大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浙江大学校长。

顾树森 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教育学。赴德、法、意等国考察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议事员、评议员、理事、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国民教育司司长。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长。职教社上海分社主任。

江问渔 清末举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社的评议会主席、董事、办事部主任、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华职业学校校长。

杨卫玉 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社的办事部副主任、理事、总干事、副理事长、中华职业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

邹韬奋 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社的编辑股主任，《教育与职业》杂志负责人，《生活》杂志主编兼社长。逝世后，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中国新民主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模范”称号。毛泽东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谌恩 美国芝加哥大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毕业，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社的指导委员会主任、评议员，沪江大学校长。因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被日伪特务暗杀身亡。

王志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社的评议员、理事。

俞日章 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社的议事员。

朱少屏 社的发起人，临时干事会干事、议事员、评议员。因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被日军杀害。新中国成立后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陶行知 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哥伦比亚大学教育院都市学务总监。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教育学教授。

此外，尚有潘仰尧、何清儒、欧元怀、姚惠泉、陆叔昂、袁希涛、蒋维乔、江谦、庄俞、郭秉文、贾丰臻、庄泽宣、俞子夷、潘文安、陆费逵等。这些专家、学者都是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的一流学者，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有的精通中国古籍，或对中外教育理论深有研究，或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或对中外教育曾做深入调查研究。他们对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既不照搬照抄，亦不一概否定，而是择善而从，融中外古今理论之精华于一炉，为职教社创建合乎中国国情的职业教育理论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值此建社一百周年间，先贤皆驾鹤西去，吾辈难忘恩泽，谨以此文祭之。更感先辈之研究成果对今日教育事业拨正发展航向大有助益，实有发扬光大之必要。

二、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呼唤职业教育

从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起，世界各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受尽欺凌。同时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胁迫下，当时朝野两方都想寻找挽救危局的方法。在民间一些较进步的知识分子着重希望在政治上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命运。而在清政府方面，力求向西方谋求增强封建统治实力（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办法。经过四年的酝酿和争论，政府方面决定实行“自强新政”。内容为向外购置新式军舰、火炮，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此举史称“洋务运动”。曾国藩（1811-1872晚清重臣，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在1861年《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称“一俟船炮运到,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於大局有益。”（《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道出了洋务运动的初衷和主要措施。李鸿章（1823-1901,晚清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江苏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在1865年《置办外铁厂机器折》中提出若购置机器设备、自行制造船、炮军火，则比外购船、炮可节省一半开支。故建议向外购置生产船、炮的机器设备，设厂制造。他在奏折中说：“机器制作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九卷）洋务派的另一首领张之洞（1837-1909，清末重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慈禧太后死后任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在1889年的《筹设炼铁厂折》中提出兴办大民族工业企业的路径。他认为大工业投资巨大风险高，民间资本不敢冒此风险，建议称“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欲羡，然后召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二十七卷）这条官创民办、可快速发展民族工业的思路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不仅切合当时的国情民意，对于今日提速发展大型企业不无借鉴之处，且与市场经济不悖。国营大企业能盈利若仍然国营，除少数要害企业外（如有关国家安全），应集民资经营。收回之国资可用于发展新的事业。

洋务派除重视硬件建设外，对于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其措施：一是派遣留学，二是兴办船务、枪械学校。尤其是张之洞广办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外语）、普通教育、师范等新式学堂。还捐资一万七千两银子在其老家（河北省南皮县）创办慈恩学堂（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南皮中学）。

洋务派发展近代工业和培养人才，本意在维护封建统治。但客观上为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好搜百科》张之洞）。他为中国工业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初，毛泽东与黄炎培等人回顾中国工业发展历程时，就曾特别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据统计至1895年中国近代工业有100余家，工人8万5千余人。其中缫丝工业有48家，工人约2万3千人。与此同时各地陆续出现培训缫丝工人的职业学校。当时缫丝业的发展主要是因出口需要的刺激，有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但随着丝绸进口国纷纷养蚕自给，甚至出口争夺世界市场，中国缫丝业跌入低谷。缫丝业的职业学校随之生存困难、不成气候。上世纪初有人提倡通过改良桑蚕来提振缫丝业，职教社亦参与其事，但收效不大。

辛亥革命后，1912年南北议和，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大力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响应。如江苏南通的张謇兴办了一些现代企业和学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中国有工厂698家，工人27万余人。一次大战期间各国困于战争，无力有货物出口中国，中国民族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到1920年前，近代工业发展到1759家，工人55万7千余人。

近代工业的特点是采用机器来生产，并需构筑新型的厂房。机器的操作、维修，厂房的建造，已不是原有手工业从业人员承担得了了。而当时的实业学校，培养的方法注重系统理论，以实业的管理人员为培养目标，不能适应操作工人岗位的需要。

其次，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农村隐性失业、生活困难的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农村贫民迅速转化为城市贫民。他们的子女无力获得较高层次的教育，小学、初中毕业后急需就职谋生。

以上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的情况，说明中国历史发展到必须要有职业教育来应对，以解决发展中的瓶颈。

黄炎培秉承老师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从教育为宣传民主革命、唤起民众，及时向教育为解救社会发展困境、解决民生问题转变，举起在中国推广职业教育的大旗。要应对上述全国性的任务不是举办一两所职业学校所能解决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开展职业教育活动才可。为此首先要端正人们的教育观念，从传统的教育思想中解脱出来，接受教育应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观念，接受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念。其次，职业教育虽有外国经验可借鉴，但不能一搬了之，必须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出能推进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和方法。第三，这些任务要有机构和仁人志士来切切实实地去做，付出智慧和汗水。因此要有一批甘为在中国推广职业教育做出贡献的人，且要将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核心力量，起到雪球滚动中不断壮大的效应。

1917年职教社的诞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瓜熟蒂落的必然。黄炎培说：成立职教社是“基于时代的要求，以明本末之相因”（《刊》第198期）。职教社历经百年，新中国成立前遭受各种摧残和磨难而不倒，其根本原因亦是因为它应承了时代的要求和需要。黄炎培在解放初总结职教社工作时说：“职业教育是今后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国策实施时必要采取的措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5日），指明了职教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成长发展的土壤。

三、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

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职业教育包括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农村职业教育、特种职业教育、职业补习教育等；狭义的职业教育仅指职业学历教育。现在一般人们均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职业教育一词，本题所论的亦是。

职业教育是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教育。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种族的延续，把生产和生活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下一代。这是人类历史上职业教育的雏形。中国有文字记载这种雏形的职业教育，如孟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所做的《孟子·滕文公》：“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黄炎培认为此即职业教育（《黄炎培教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二卷第496页）。后稷为周族的始祖，周为传说中父系部落社会。这种雏形的职业教育在中国至少已存在、传承数千年。今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由这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保存下来的。

现代职业教育其最主要的特点即与职业教育雏形的区别在于现代职业教育采用科学的方法实现人的职业知能的培训。现代职业教育起源于机器大工业生产。马克思在距今150年前揭示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厂主为自己的子女设立专科学校，培养接班人；为工人子弟开设职业学校训练机器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在此之前的手工业时代，工人技艺和生产知识的传承形式为父传子、师传徒。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社会化、科技化。要求劳动力的培训也必须采取社会化、科技化。人类历史上工业革命始于英国18世纪60-70年代，机器大工业替代了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1769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到1785年英国棉纺业开始使用蒸汽机。蒸汽机的使用使工业发展摆脱了以水力为动力的地域和规模限制，各种大规模的工业企业迅速发展起来。18世纪末叶，现代职业教育在英国出现。职业教育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特别在工业品质量的提高方面尤为明显。德国的工业革命晚于英国，以棉纺业使用蒸汽机为例晚于英国60余年（1847年开始使用），但众所周知，德国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使其工业品的质量之优享誉全球。这是因为职业教育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有用性，从而提高了劳动产品——商品的有效性。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目的是购买商品的效用，高效用的商品是赢得顾客青睐的重要手段。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质量低劣，无疑是自毁前程。无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是这样。同时，产品质量提高也对节约社会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开始由农耕社会转向工业社会。适应农耕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政治制度的变革要通过武器的批判来实现，如辛亥革命。而思想文化的变革要由批判的武器来承担。武器的批判不可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要由民主的思想文化来完成。伟大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创造。同时期成立的职教社在教育领域中举起了反对封建教育观的大旗。由此遭到封建势力的极力反对，也有受封建教育影响的部分群众和教育界人士对职业教育有所不解，产生种种疑惑。职教社面临的思想理论方面的任务，对反对者要有批判的武器，对不明者要有正面理论上的解释。职教社在自己的理论阵地《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阐述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的文章以及针对各种对职业教育责难、不明的问题作有说服力的回答，同时发表了世界各国实施职业教育的调查报告，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除了文字宣传外，职教社的主要负责人十分注意口头宣传，一月数次外出讲演。外出讲演成为职教社一项重要工作。《教育与职业》杂志在“社务综录”做了记载。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

什么是职业教育，这是首要回答的问题，不同的教育观有不同的回答，所以首先要了解职教社的教育观。黄炎培说：“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文集》第一卷第26页，1913年）。教育是培养人的生存斗争能力的，这个生存能力不能仅仅理解为满足生理需求，应理解为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一项具体的处世能力，这项处世能力不仅是为个人，应与为社会、为国家统一起来。当然若个人的生存都无力解决，还有什么能力去说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呢。蒋梦麟在《教育与职业》第一期发表题为“教育与职业”论文中指出：教育是用来解决国家、社会、个人问题的方法，教育不能解决问题，则是教育的失败。文化教育可增人生之价值，促人类之进步，但不授一技之长，不能独立谋生计，职业教育补其不足。故文化教育与职业教育两者不可偏废。可见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排斥的。搞文化教育者不应一味鼓吹升学，应注意学生日后谋生问题；而搞职业教育不能只顾对学生传授一技之长而忽视文化素养的培养。一技之长固然是可为个人、社会、国家发展做了准备，而文化教育提高人的素养则使个人思想进步、道德提升，乃是社会和谐、国家富强的基础。

关于职业教育为解决个人谋生问题，陶行知做了进一步说明。他在《教育与职业》杂志第3期上作文，认为解决生计问题是职业教育目的的一部分，若职业教育仅为谋个人之生计则将养成自私心理。职业教育的主张应是“生利”。所谓生利的利不是利润的利，而是利于国家、社会之利。利有两种：一是生有利之物，如农产品、工业品等等；二是生有利之事，如商业之流通，医疗之治病等。职业教育之目的在于培养为国家、为社会生产有利之物和有利之事的人才，而生计问题包含在生利之中了。若孤立地说为解决生计问题，则吃遗产乃至诈骗、乞讨等等亦是解决生计的手段。黄炎培在“职业教育谈（三）”（《刊》第3期）中指出人之在世非仅为个人生活，但若不具解决个人生活的能力，怎么还谈得上精神、事业、社会事业。职业教育的目的实包含个人生计与国家、社会事业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若无国家、社会事业发展的保障，个人生计必将落空。故从事职业教育者必须以小见大，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寓大于小之中。

黄炎培在立社26年后，经过长期的思考，梳理了他的人生观，并从人生观的高度定义职业教育为：用启发的方式、就前项工作（指“用劳力或劳心换取生活需求的日常工作”即职业——引者注），使每一个人明了我与群的关系，贡献他的力量，来开发地力和物力；或尚未有前项工作，因养成了相当程度的知和能而取得工作，这就是职业教育（《刊》第198期）。就某一种职业的需要来启发他的知和能，这个知包括每一个人与群（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关系。所以职业教育必须把人生观教育、个人与群关系的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培养出爱国为民的职业能手。这个职业教育定义是职教社特有的，它充满了正确的人生哲理，为职业教育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是职教社对职业教育理论最重要的贡献。

职教社成立伊始，面临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种种疑问。黄炎培在第一届社的年会（1918年5月5日）的“年会词”中说：“此一年间办理之情况，所可告吾同志者，首为解释关于职业教育的疑问”（《刊》第7期）。黄炎培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职业教育析疑》（《刊》第2期）回答了四个主要问题：一、既有实业教育何必又倡职业教育。当时政府所订的学制上有实业教育而无职业教育，且各地办有一些实业教育学校。黄炎培说：“二者均解决生计问题，但实业者仅限于农工商三种，如医生、教师均不属。职业教育凡学成后可以直接谋生者皆是”。二、一说职业教育来自菲律宾，因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故职业教育是“殖民地教育方法，而与国民教育未免相刺谬。答：此说大误。职业教育盛行于欧洲，渐推于美国，而施及东方。不幸余等适于今春有考察菲律宾职业教育之行……余之倡职业教育，齐不自菲岛归来始（黄炎培在赴菲律宾之前就拟就立社《宣言书》——本文作者注）。凡曾读拙著《新大陆之教育》者必知之。（《新大陆之教育》出版于1917年，新大陆即美国——本文作者注）故与其谓余之职业教育说从菲岛得来，宁谓为从美国得来之较近似也”。三、欧美盛行职业教育，中国是否抄袭于欧美。黄炎培说“欧美职业教育重点在如何而使获得相当职业，而吾之重点是在如何使无业者有业。”在1915年访美时与美国职业教育专家普鲁菲尔交谈时黄炎培已表述了这个观点，中国职业教育故绝非抄袭于美国（参阅《文集》第二卷第70、71页）。四、前倡实用教育，今又倡职业教育，令人纷然不清。实用教育的主张是对普通教育的改良，使之适应职业教育之准备。实用教育的范围较大于职业教育。“义非两歧，道实一贯。苟加研究，必能知之”。此外还回答了是否欲将职业教育替代普通教育。有的地方将普通学校拆并来办职业教育，黄炎培认为这是教育行政的行为不当。

当时有非难职业教育为个人谋生之准备是吃饭教育。黄炎培指出职业教育的效能非为个人谋生，然若个人谋生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社会事业。

推行职业教育的目的，黄炎培说：“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刊》第3期）并指出这三要旨为中国古训之今用。尚书·禹谟三事,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禹为中国古代夏族部落的首领，后被神化为宗神。谟为策略。禹谟三事即为禹治理部落的三大策略。为个人谋生之准备即厚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即正德，为个人为国家、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即利用。

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之一是调整和改善劳动力的供应结构，以解决“供非所求、求非所供”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职业教育不可能增加社会的劳动力需求总量，这个问题应由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来解决。这是正确理解使无业者有业的必要前提知识。当然职业教育的授受双方希望结业后有工作岗位可就，这是可以理解的。到了结业时发现就业困难已为时晚矣。所以举办职业教育，从专业设置、招生数量，直至教学内容、方法的制定，包括学生道德修养、服务态度等，无不应从社会需求为依据，切不能盲目主观臆断，更不能用不实的宣传误导学生和家长。把握社会需求的唯一办法是做社会调查。职教社历来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包括出国考察。每次调查和考察后必有书面报告并公开发表，有的成书发行。切忌把调查考察当作旅游的幌子。黄炎培认为有必要用三分财力做社会调查。

目前从职业学校的开办、专业的设置，招生数量的确定，均由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和审批。社会调查不仅学校要做，教育行政部门更见重要，这是避免指导失误和盲目审批的唯一办法。教育行政部门通过一定的手续，组织与市场劳动力信息有关部门和社团共同做出比较科学的预测，提高指导和审批的科学性。这是我们政体的优越性之一，也是执政为民的具体表现之一。若因指导审批失误导致学生毕业后无业可就，不仅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给学生、家长带来的痛苦，是我们绝不想看到的。

四、职业教育的道德教育

道德是一种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是每一个公民必备的品质。故道德修养之训练亦称公民资格的训练。职业道德则是调整与职业有关之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是道德的一种。职业教育实践中人们常易注重职业道德训练而忽视公民道德教育。须知不具有优良公民品格绝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工作者。

社办中华职业学校第一任校长顾树森认为公民资格训练有两部分：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个人道德在个人职业道德方面，为适应于谋生及发展自己业务上所不可少之道德，其大要为勤勉、绵密、注意、俭约、职业熟练、良心、责任。这些是个人谋生之必要，故称为个人道德。若仅此而已恐偏于利己主义而缺乏利他的观念，故须陶冶其公共道德。其大要为自制、自治、同情、服从、推让、共同一致、牺牲、责任、感情、社会的精神等（《刊》第8期）。

个人道德，黄炎培称为私德，公共道德称为公德。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比较重视私德。《礼记·大学》“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视修身为人生一切事业的基础。其实洁身自好并不能称为完美的道德修养。黄炎培在1915年随中国实业团赴美国考察，访问了美国24个城市，除实业情况外他专注考察了教育。然后作中美学校教育方面的比较，在道德教育方面结论是美国比较注意公德的教育，而中国则注重私德教育（《文集》第二卷第105页）。

道德的具体内容与社会的价值标准密切相关。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三个层面，个人层面的价值观基本属于个人道德范围，而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对个人来说基本属于公共道德范围。

从理论、思想上进行道德教育，即道理上讲道德修养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规范，固然重要，但能否入脑并化作自觉的行为就难说了。顾树森认为道德教育不在仅传授知识、说明种种原理，尤在能练习实行，养成其强固之意志。这是道德训练中的行知关系。职教社历来主张行中得真知。对于道德训练来说“知”仅仅是第一步，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如有人明知公共场所吸烟对别人造成二手烟的伤害，且亦知有明文规定禁止的，仍有人依然在饭店餐厅频频吸烟、陋习难改。服务员怕影响营业不敢劝阻，其他顾客怕惹事上身亦不敢干涉，自认受害。所以道德教育必须在知的基础上反复行之，使其养成习惯而后成自然。初始时的行，必须要有一定的强制约束，这种约束根据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法律、规约、公众监督等办法，而重要的是要有监督执行约束的机构和机制，否则一纸空文，等于不说。此等事可以说比比皆是，如上海早有市民行为的八项规定，但闯红灯、随地扔烟蒂、垃圾、随地吐痰者各色人等都有，我们的公共场所要一尘不染，非下大力整治不行。

职教社的先辈们在职业教育中的道德训练力主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公私道德。其具体办法为组织、引导学生自治，即由学生自行组织、自订规章制度、自动遵守、主动服务、互相监督的学生自治组织。这个学生自治组织称为职业市。职业市仿照地方治理组织设市长和立法、司法、行政三部。立法机关称市议会，议员由学生各班级（称区）选举产生，每班级（区）一名。市议会设正副议长各一，由市议会议员选举产生。市议会的主要职责是订立自治规约和选举产生市长。司法机构称裁判所，分检察、审判两部分，分别由检察长、审判长负责日常工作。检察长、审判长由市议会选举产生。市政府设市长外，下设总务、卫生、实业、工程、社会教育、交通、警务各科。各科的职责如下：

总务科：办理本市选举调查及经费事宜。

卫生科：办理本市公众卫生事宜。

实业科：办理本市商店、储蓄银行、园艺等事宜。

工程科：办理本市工程事宜。

社会教育科：办理图书馆、新闻部、体育会、音乐会、讲演会。

交通科：办理本市邮政、电报、路政事宜。

警务科：办理本市各区警务及组织童子军、消防队事宜。

各科的主任由市长委派。（《刊》第16期“职业市自治会规程”）

此外对检察、审判亦有明确规定其组织办法。

学生的教室、食堂、寝室等均由学生轮流管理和保洁。

总之在职业市中学生的各种事务均由学生组织的机构来管理。在职业市中每个学生既是被管理的，又是管理者。在某一事务中他是管理者，在其他事务中他是被管理者。每个学生均参与其间、无一例外。

此外在学校行政方面在学生入学时要签誓约书自律，凡三条：

一、尊重劳动（学生除半日工作外，校内一切洒扫清洁、招待等事由全体学生轮值担当）；

二、遵守纪律（校中由全校学生组织自治团，自定一切规律而自守之）；

三、服务社会（学生除校内服务外兼于校外从事一切相当之服务）。

顾树森认为学生自治包含五方面意义和作用：

一、学生自治是要使学生自己训练自己，自己约束自己。

从前的教育，能够注重训练的很少，即使能够注重，也不过教师训练、强迫学生服从，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训练。若使学生组织自治团体，使他们自己定出规则，自己遵守，即使一时不能完全实行，还有一部分人犯了规则，也可以使他们不犯规则的人，知道不守规则的弊害，得到一种经验，或者竟施行公共制裁的方法去制裁他，从此可养成他们自尊自重的习惯，这岂不是自己训练自己吗？

二、学生自治，是要使他们从练习办事做起，从办事上得到一种教训。要使学生自己训练自己，绝不是空说几句能够做到的。是要使他们练习办事，从自己办事方面得到道德的重要教训。这做事就是道德的实验。所以学生自治，必定要利用这种机会，使他练习做事，一方面可以试验道德的重要，一方面可以养成服务社会的习惯，并且各种尽职、牺牲的美德也从此可以养成。

三、学生自治是要组织一个团体的自治，绝不是单独的个人自治。学生自治组织必须要做成一个大团体，合全体学生组织一个有机体的公共机关。一切组织和内容都由他们自己规划经营，所做的事都是这个公共机关中的事业。若只从一部分的事业着手，或仅注意学生个人自治，这是失去了学生自治的真义。

四、学生自治一方面是要练习做事发达他的本能，一方面使他服务社会，为公众尽力。

五、学生自治是要养成共和国的公民资格，练习实际的社会生活。

若认为学校就是社会，那么社会中间所有的事业，学校中也不妨去练习练习。所以学生自治团体，要以模仿地方自治机关为最有价值。学生就是地方上的公民，自己去议决法律、裁判是非、执行政务，虽然是不能完全照地方自治的一个样子，但是也可以算“具体而微”。这种知识、这种习惯，实在是养成共和国公民最好的机会。练习共同生活，实为社会生活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参阅《刊》第16期）。

学生自治起源于德国（1540年），后盛行于美国，且颇有成效，主要是使学生养成自治的精神和服从法律的习惯。职教社根据自身的教育理念吸取欧美的有益经验，把学生自治目的内容拓展为学生道德教育和体现职教社职业教育宗旨的重要措施，使学生在校期间为谋生、为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乃至全世界做准备。

五、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手脑并用”

“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是黄炎培为职教社和社办学校所设计的社徽、校徽的图像。百年来一直悬挂在社、校建筑的大门上方。每一个社的工作人员、学校的教职工、学生曾人各一枚社徽、校徽，每天别在左胸前，表明牢记不忘、切实履行，并向社会昭示，职教社的办学理念和教学原则是“手脑并用”，而“双手万能”表明强调动手即劳动观念和能力的培养；表明社校培养的是新型劳动者，既有专业的科学知识又有专业的操作技能。这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大有石破天惊之势。在当时轻视体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者、进入学校就是为了远离体力劳动，是社会比较普遍的观念和现象。1918年职教社为社办中华职业学校所立的章程中就有“学生积习尤在轻视劳动”一语（《刊》第20期）说明学校有纠正这种积习的任务和决心。“手脑并用”的办学理念体现了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和人生观的要求。

黄炎培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育要有用，而且要使受教者会用，也就是要有动手能力。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学生有动手能力是它的优势所在。除动手之外尚需动脑，即学习与动手能力相关的理论知识。没有理论指导的劳动者不是新型的劳动者，成为传统的学徒。黄炎培说“职业教育不惟着重在‘知’，尤着重在‘能’，在先知觉后知外，还须郑重地补充一句——先能授后能”（《文集》第三卷第140页）。又说“知矣，而不行；能言矣，而不能行；此为人生绝大羞耻”（同上，第395页）。“手脑并用”还有手脑间互相促进的含义。黄炎培幼时所学的《论语》中有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孔丘：《论语·子张》）。这句古训黄炎培的解释是要把事（仕通事）做好就要学习，要学习好就要去做事。这是孔丘（公元前511-479年）对做事与学习，也就是能与知、手和脑之间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的明确表达。坊间对“学而优则仕”误解为“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的读书做官论，这是对孔丘论述的恶意断章取义、缘文生义。这种解释为了自圆其说故意将前半句隐去不提。因为若按其对后半句的解释，则前半句岂不成为“官做好了就可以去学习”，实在是文理不通。这种断章取义的解释还有悖于历史事实。读书做官论以科举制度（公开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为社会条件的。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在隋、唐形成并实行的，至清末废除。孔丘生活在奴隶制社会，当时选拔官员的办法是“九品一中制”，即由一中（官职）根据候选人的家世、道德、才能三项作评议（主要看家世），然后分别列入一至九品，一品为最优，依次递减。评议后报上级审批，决定中选即获得官位的名单。所以孔丘生活的年代读书是不可能成为取得官位的阶梯的，此其一。其二，孔丘怎么可能把一千年后实行科举制下的观念拿来教育学生呢？把读书做官论的帽子硬按在孔老夫子的头上，实在是冤案一桩。读书做官论流毒匪浅，在这一教育思想毒害下，教育成为培养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呆子，和培养个人主义（获取当官的名利）的温床。

这一古训揭示了学习与做事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手和脑是人的两个器官，做事和学习是这两个器官的功能。脑把学习的知识存储并通过神经系统来指挥手，而手在动作时把脑的信息化作做事的活动，通过做事来验证脑的信息并把做事中新的信息反馈给脑，以增进或更新脑所存储的信息。所以这是一条充满唯物辩证反应论的认识论精神的论述，也是教育工作规律之一，应成为今日教改努力的一个方向。教改应该是把教育改到正确的道路上去，故不应在升学这个独木桥上做文章，应在出人才（既有优知又有优能）上下功夫。办教育者切勿用庸俗的做官论毒害青年学子。“手脑并用”是一味对读书做官论上好的抗毒剂。

黄炎培是一个坚定地民主主义者，崇尚民主和平等，人不分高低，职业不分贵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分荣辱。孙中山经过多次起义失败后意识到民主革命若要成功必须唤起民众，视民众为革命力量的源泉。黄炎培对唤起民众身体力行，并因此引来牢狱之灾，险遭极刑。唤起民众的对象主要是工农群众，表明对工农群众要扶持和依靠。黄炎培的这一认识在辛亥革命后则提升为劳工神圣，劳工是极其崇高而庄严的。人类历史除原始社会外，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剥削、欺压劳动者基础上的，不仅是剥削他，而且还视作卑贱的，是下等公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不仅创造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08页）。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产生种种不良现象，体力劳动还是纠正不良现象的重要手段。马克思说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人类是没有理由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劳工和劳动应是神圣的。但黄炎培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认识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他说：“在教室、工场中悬有‘劳工神圣’大字匾，校徽和工场产品商标上都以双手为标志，提倡‘双手万能’，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学生放假集会，纪念这个节日，但哪能说我们已经了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学说呢？”（《八十年来》第8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尽管如此，应该说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对待劳动、劳动者的问题上已经做到极致的地步了。

黄炎培在一篇他极为重视的文章，题为“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文集》第3卷第377页），最初在1922年以“我之人生观”为题作讲演（《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141页），时隔16年后成文，题为“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一贯之主张”，文章讲述了他的人生观与从事职业教育间的内在联系。文章做成后，与江问渔、孙起孟多次讨论，并征求了梁漱溟的意见（《黄炎培日记》第6卷第58-61页）。这在黄炎培写作史上极为少见。至1939年定稿并改定题目。该文稿剖白了他的人生观基本观点，并由此引出他人生追求目标及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和措施。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互相杀戮、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他说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度我度人”（释迦牟尼语）。大同世界指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地步，互相没有必要掠夺、杀戮，而逐步合而为一，达到泛爱的境地。这是他幼时所读且牢记心头“泛爱众、而亲仁”（《论语》）思想的具体化。用手脑并用的教学原则培养优能优知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在为己谋生、为群、为国谋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而出力。

“手脑并用”讲的是人的两个器官和这两个器官的功能间的关系，所以不具有社会性，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一个正确的、适用的教学原则。然而人手的功能即劳动，是人在结成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才能进行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的劳动和劳动者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地位是不同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所以“手脑并用”的教学原则尽管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因社会地位不同，或其具有某种社会地位思想的人，由于对劳动的看法，从而对“手脑并用”不认同或采取消极态度是不足为奇的。黄炎培说“理论与实习并授……既可药呆读死书之弊，又可获得尊重劳动之精神”（《刊》第19期）。

六、职业陶冶

黄炎培说“何为陶冶？范土成器谓之陶，铸金成器谓之冶”（《文集》第2卷第418页）。对土、金施以外力使之成器的过程叫陶或冶。人欲成器（能独立生活并对社会有贡献）亦须陶冶。人自幼年起，父母、兄姐、教师、同学等给他种种为人处世道理的教育，亦即对其进行陶冶。或影响其世界观，或影响其人生观，或影响其道德品行，或促进其各种生活智能的养成，总之不以择业为目的故称一般陶冶。一般陶冶应以养成优良的合格公民为目的，无论对社会、对个人都十分重要。陶冶之成效视陶冶者之品位而定。报载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侯晓光先生跟学生谈话，“只要努力学习，才能使自己具有能力，不仅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还能够具有帮助别人的利他能力”。一个学生顺势提出，“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呢？”接着说“我妈妈跟我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别人的帮助。”据侯教授的经历估计，有这样观念的学生大约占10%到20%（《文汇报》2014年8月15日）。这个学生母亲知不知道她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是她自己生产的吗？互助才能结成社会，人脱离社会是无法生存的。这种缺失公德的利己主义已到非整治不可了。试看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害人害己，利欲熏心、可悲下场的活榜样。可见对青少年的一般陶冶应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已刻不容缓了。

职业陶冶乃是“使儿童不知不觉中，养成为己治生，为群服务之兴趣与习惯”（《文集》第2卷第418页）。一般陶冶是职业陶冶的前提。无优良的公民品质，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工作者。

人文主义否认人的前途是由天命所定，而是由人的努力所创造的。儿童由于先天生理、心理素质的差异，以及后天各异的环境熏陶，形成不同的能力和性格倾向。教师在课内、课外活动中有意识地去发现儿童的某种倾向，为指导儿童日后进一步受教育的门类做出合乎他自己兴趣的选择。教师将收集的儿童情况告知家长，因为一般情况儿童不可能自行选择，而由家长做主的。职业陶冶一般是在小学和初级中学及高中进行。按我国目前教育制度，则应在初、高中进行。王志莘认为“致吾人以前施行工业教育，最大谬误是在于不察受教人之性情、意志、境遇而贸然施教，所以往往事倍功半”（《刊》第21期）。而儿童和家长往往对儿童的各种特征不甚了解或不能正确了解，更不能根据特征来正确选择前程。这需要教师的有意识地通过职业陶冶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职业陶冶亦称为职业预备教育。顾树森说：“职业陶冶不是直接授儿童以木匠、石匠等之技术，而强使成为徒弟、职工”（《刊》第5期）。

职业陶冶实施之领域包括课内与课外两方面。顾树森认为：

课内之职业陶冶，各课的要点如下：

一、修身课（公民课）注意职业方面的道德及礼仪。

二、国文课（语文课）注重应用文，养成读书习惯，注意语法及书法。

三、算术课增加实际应用问题，注重珠算，练习纯熟，注重速算及暗算（心算）。

四、理课国民科中加授乡土科，选授本地应用教材，注意学生自行试验、观察。

五、手工课授本地应用材料，注意精确精美，务求有生产价值。

六、图画课注意写生图案。

七、商业课注重实习调查。

八、农业课注重实习。

九、家事课注重实习。

课外之职业陶冶包括：

一、关于训练方面之各种作业。

1、校园。分组栽培植物、饲养动物。

2、图书馆。

3、交通通信。学校新闻，假设邮政电报。

4、商业实习。合作贩卖部、储蓄所。

5、自治会。

二、关于卫生整理方面的各种作业。

1、扫除。室内洒扫、室外洒扫。

2、整理。整理书籍用品，整理器物用具。

三、关于临时设置之作业。

1、各种仪式。

2、展览会。

3、游艺会。

4、运动会。

5、旅行远足。

四、其它各种作业（《刊》第5期）。

职业陶冶的目的，粗看似仅为择学做准备，其实不然。学生在各种活动中教师有意识地让学生自助进行，在集体活动中使其养成为团体、为他人服务的道德观念。学生在活动中不仅锻炼了能力同时训练了他的道德修养，并进而使其明了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养成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意识和习惯。使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寓于职业陶冶的各种活动之中。

在职业陶冶中，学生是不知不觉中被陶冶，教师则是十分自觉的陶冶者。要求有高度的责任性、观察能力和组织能力。教师不仅要评判学生作业的最终结果，如答案是否正确，还要注意每个学生在作业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加以引导、予以分析判断，所以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这样的教师才能称得上蓝天下最光荣的职业，而不是一个教书匠。教育行政部门应在中小学推行职业陶冶并对教师作必要的培训。

七、职业指导

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问题，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然而不是人人都具有的，于是就有求之指导的必要，如卫生（保健、治病）、法律（诉讼、维权）、理财乃至旅游（导游）、购物（导购）等等。选择职业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而对自己的就业条件，虽是自身所具有的，但不一定能科学地客观地正确认识，往往有过高的估计。再者，对职业界的情况更难有确切的了解，常注重报酬之多寡、工作环境之优劣、升迁之难易等等。故极难做到个人的条件与工作岗位的要求相互匹配。有的误入某业，终身不悦，难有成就，或中途改业，造成经验的浪费。所以择业时须有专业人士进行指导。

职业指导与职业陶冶有密切的关联，然又有不同之处。职业陶冶的对象一般是中小学生（未达就业年龄者），被陶冶者是在不知不觉中由陶冶者（教师）通过观察、测验，获得倾向性意见，供家长参考。而职业指导的对象是已达就业年龄之青年为主，在指导者和被指导者间面对面的交流中进行，其结果是指导者根据与被指导者的交流、测试的结果做出择业的建议。所以职业指导乃是职业陶冶的继续和完成。

1919年9月《教育与职业》出了一期“职业指导号”，集中讨论和介绍有关职业指导的理论和方法。黄炎培作“职业指导号”介绍语。文中说从社成立后，市民要求社介绍职业，社想做又做不了。欲想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打算从职业指导下手。这是因为若职业介绍不顾供需双方的条件和要求，简单地介绍一下，虽能使被介绍者达到就业的目的，但不一定能达到乐业的目的。这样就有“做不了”的感觉。加入职业指导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是职教社举办职业指导的缘由。诚如王志莘所说“为儿童谋得适当之职业，为职业界谋得适当之司事，乃职业指导之两大目的。亦即职业指导之两大功效也”（《刊》第15期）。要做到这两个“适当”，对职业指导人员除了要有高度的负责精神，更须有科学的理论为依据，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才能实现的。

职业指导的理论基础是人文主义和职业心理学。

人文主义反对人的命运由上帝或神所安排的宿命论，或信奉“行行出状元”听天由命的无奈，把前途交给老天爷来决定。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去选择自己的前程。职业指导乃是用科学的方法帮助人们正确选择职业而已。

人的心理是人脑的一种功能，它的内容是外部世界的映像通过脑的加工、储存，成为人所独有的心理现象。所谓才不宜则学不成、性不通则事不成。职教社的目的不仅使人有业，而且要乐业。乐业才能有作为，即能成事，成事则须性通。职业指导即在使人之性合符事之性（性通）而已。

1919年5月职教社拟定下年度办事方针时拟添设职业指导部，确定五项任务：

一、调查本地重要职业；

二、调查各学校将毕业的生徒之年龄、体力、学业品行、能力及其志愿职业；

三、征集各实业家对于雇佣毕业生必要之条件，汇印后分送各校生徒以备参考；

四、本地各校生徒毕业以前由本社派员前往演讲关于选择职业之要点；

五、介绍毕业生转入相关学校。（《刊》第14期“年会报告”七）

1921年10月职教社设职业介绍部，并制定了“试办职业介绍规则”，明确其宗旨为求“职业上的供求设法使得渐趋平均及适当”。“对于供求两方均不收种种介绍费用，但关于介绍时所需邮电等费用应由委托者担任（《刊》第30期）。

职业指导部由刘湛恩、邹润恩、顾树森、庄泽宣、王志莘等主持，他们除日常事务外，对职业指导理论作研究和探讨，对国外职业指导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翻译后向国人介绍。经过七年的职业指导实践和理论研究准备，把职业指导大规模推向社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7年职教社与上海青年会、上海女青年会、全国青年协会、环球中国学生会等四团体联合组成上海职业指导委员会，成为在全市青年中推行职业指导的领导机构。同时职教社将职业指导部和职业介绍部合并升格成立职业指导所，由刘湛恩、潘仰尧任正副主任。发表成立宣言，宣示所的宗旨，并确定10项工作：职业谈话、职业顾问、职业调查、职业演讲、择业指导、升学指导、职业介绍、改业指导、协助职业指导、编辑刊物。（《刊》第89期）接着在南京亦成立了职业指导所。为扩大职业指导的社会影响，上海职业指导所联合环球中国学生会、上海青年会、上海女青年会举办职业指导运动，为时一周。除在报刊上作文字宣传外，组织公开演讲会4次，听众2100人，参观大企业4家250人，请求指导及谈话者165人，达到了在社会上造势的目的。黄炎培在总结1927年职业教育时说，是年因北伐军与奉、直、鲁军阀间的战事，教育事业受到影响，全国职业教育有停顿而无发展，唯职业指导可谓是急进发展的一年（《刊》第91期）。这里必须说一句，是年（1927年）北伐军进抵上海，因职教社过去与汪精卫有些纠葛，乘机横加迫害，封社所，驱人员等等。职教社的先辈们没有被压垮，无奈之下迁址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租屋办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职业指导工作取得了激进的发展，显示了社的先辈们对社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的精神和强大的活动能力。

职业指导所的10项任务中有升学指导和协助职业指导。升学与择业看似无关，其实升学指导中包含有择业的内容，或者说升学指导的内容主要是择业。这里所说的升学是指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初中升高中一部分学生升普通高中，有一部分学生升入职业高中。职业高中和大学都是分专业的，所以升学时就有选择专业的问题，实际上选定了日后工作的行业，可见升学指导是职业指导应有之义。

升学指导是在初中或高中阶段进行，故在中学要求设有职业指导老师。职业指导所为了帮助中学的职业指导老师（一般为兼职）的工作设定了协助职业指导的业务。职业指导起源于欧洲，亦仅20年左右的历史。在我国由职教社首倡为一新起的事业。在各中学开展升学指导最大的困难是各校缺乏具有职业指导专业知识的老师。为此，上海职业指导所的协助职业指导这项业务，即帮助各校开展职业指导，任务十分繁重。中学的数量很多，为此成立了上海各校职业指导联合会，以便帮助解决问题和交流经验。如1928年4月一次会议，由浦东中学张仲友先生介绍所使用的职业指导表格的内容和目的。职教社廖茂如讲解学校开展职业指导应采取的措施等（《刊》第95期）。通过《教育与职业》向各校介绍学生自省表和学业自省五十个问题，包括健康状况、体力、学业情况、兴趣爱好、性格以及家庭父兄职业及志愿职业等情况。为了帮助各校指导老师掌握职业界情况及其对工作人员的要求，职业指导所对上海当时一些重要行业进行了深入调查，并编辑出版《职业指导丛书》有钱业、书业、医业、律师业、银行业、邮务、电报、海关、金业、花业、豆米业等，辑成后公开发行。

综上所述，职业指导使择业者能选到适合其身心条件的工作，无疑对其精神和业务发展大有好处。对于企事业单位能招到合格的工作人员，对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不仅如此，对社会的和谐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黄炎培认为国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地力、物力、人力的开发（《文集》第三卷第379页）。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力是生产力三要素中能动性要素，地力、物力有赖人力去开发。职业指导的本质是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使用，所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八、补习教育

补习教育在众多辞书中均无该词条，足见学术界对补习教育不屑一顾。职教社从他的教育理念出发十分重视补习教育，立社两年后，1919年4月《教育与职业》出了一期虽未称补习教育专号的专号。该期共刊登了六篇文章，其中三篇是论述补习教育的理论性探索文章。顾树森的《论补习学校之性质与其目的》、《补习学校之组织及经营法》；王志莘的《补习学校设施时注意之点》。另三篇分别介绍德国、美国、英国的补习学校，每个国家选两到三所补习学校及各国政府对补习学校管理的有关规定，作详尽介绍。

一般认为为了补足某种知识和技能在业余或课外学习者称为补习教育。据顾树森考证，补习教育始于十六世纪的德国，初为讲授宗教内容称日曜学校。至十九世纪所颁的“学校令”中规定日曜学校须补习小学校已习之内容，避免遗忘。后宗教内容全部取消，且不仅复习小学课程，并注重职业技能的养成，渐合职业补习教育的意味。以后又出现分专业的如农业、工业、商业补习学校。其教学内容除有关职业知识外，还授以公民知识，涵养公民道德。当时在德国一些联邦中多数实行强迫补习教育制度。除德国外美、英、日、法亦无不十分注重。（《刊》第13期）有人认为此举对提高工人职业素养的作用不可小觑，德国工业品之质优，与此不无关系。

王志莘认为补习学校可分为两类：一、普通补习学校。对于未毕业义务教育而从事职业之儿童，令其分执业时间之一部分，受充足的义务教育；二、职业补习学校。对于已毕业义务教育而入职业界之青年，于执业之余暇，或分执业时间之一部分受职业上之专门知识技能的教育。（《刊》第13期）

顾树森认为欲图补救过去教育不切实用，提倡职业教育，而推广职业教育最便利而适当，设施最易，收效最快，莫若利用补习教育。补习教育的内容有四：一、普通教育之补习，弥补小学教育之不足。因小学所施之教育不独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之要求，如日常应用文字、计算，乃至读报或阅读其他参考书也甚困难。且若不加补习，数年后所受之教育逐渐忘却。此外在道德教育方面，小学教育也很不足。如欲使青年时期增进其知能，高尚其道德，不可不籍补习教育之力，使其成为善良之公民。二、职业教育之补习。顾树森引用英国工艺协会会长勒依撒博士的演说：“德国实业之勃兴，无它故也，全持教育普及之力而已”。所谓教育普及主要是指职业教育（包括职业补习教育）之普及。三、身体健康之保护与锻炼。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容易导致国民身体衰弱，德国、英国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故在补习学校中特别注意青年之卫生知识培养、体力之锻炼，以及体操运动等兴趣的养成。此非独关于个人健康问题，实与国家势力强弱有密切关系。四、公民道德之养成。产业发达使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矛盾日显，有破坏社会根底之危险。欲使社会上下、贫富之融洽非注重道德无从解决。主要之点为使资本家能增进劳动者之幸福，对于自己需有所牺牲，并使其有社会的感情，进而谋公众利益，具有推让博爱之美德，又有正义、公正之观念。对于劳动者亦须使之富有自立自营之精神，勤勉从业，节俭治家，互相协力扶助，成为有机之社会。此为公民教育上最重要之道德，而与职业补习教育中所不可忽视的。其次，国家的维持发展，其内政外交不能仅靠少数人可完成，应使全体国民皆有自立、自律的德行，有牺牲爱国之热诚。将来各以从事于业务，间接得以贡献于国家，直接即可以参与政治之施行。此为国家公民的精神之教养，为设施补习教育最大的目的。上述四点，在实施的时候，有可以补习普通教育为主体者，亦有以补习职业教育为主体的，至于身体健康之保护与锻炼，公民道德之养成，则无论何种性质之补习学校莫不当同时并重，以期造就公民之资格。（《刊》第13期）

江问渔在《对于成年补习教育的意见》（该文系应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的征求而作）一文中详述了成人补习教育的一般目的和设施的分类；成人补习教育与各种教育间的关系；成人补习学校应有若干种；实施成人补习教育的师资和经费问题等。

江问渔认为成人补习教育是为一般不识字的成人或略识文字者而设。其目的：一、使其能识字、读书，进而能作文、写信，称为“文字教育”。二、能明了党义，运用四权。爱国家，重法律，急公义。略识中外大势，宇宙自然现象，社会进化情形，近代文化要素。具有判别是非的理智，辅助公益的热情。称“公民教育”与“科学教育”。三、能感觉到一己所执之业，有弥补缺憾之必要，改良固有的要求，因此得有较高深职业知识的补充，较优良的职业技能的练习，可增加工作收益，解决生计困难。称“生计教育”。四、使注意身体锻炼，疾病预防，衣食住的清洁，迷信的祛除，娱乐方法的改良。称“康乐教育”。上述四种教育在实施时交融进行。如在植棉乡村，文字教育时如选用“棉”字为中心，讲授棉花种类、植棉方法、棉纱、棉布等，使其识一字可明白有关的一类事，足以供给能改良生计之用。这是以文字教育交融于生计教育的方法。

成年补习教育需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进。成年补习学校有两类：

一、普通补习学校。包括成人识字学校、普通职工补习学校、普通农民补习学校。

二、职业补习学校。包括工业补习学校、商业补习学校、普通农业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刊》第109期）

黄炎培在《工业补习教育运动后短时期内之所得》一文中指出，补习教育在各国无不视为职业教育之一重要部分，积极扩充不遗余力。在德国补习教育已达到强迫执行之地步。吾国则以政治不宁、行政当局尚无暇及此，故国家专律之规定尚须有待，然以此事之重要，需要之急迫，吾人不得不独尽心力，先事提倡，故本社最近九月间（1926年9月——引者注）规划先从工业补习教育入手，邀请专家组织淞沪工业补习教育委员会。拟定工厂补习教育设施标准及合作方法，以资遵循。推定编订教材委员，从事编订工业补习教育各种适当教授要目。劝导工厂单独设立相当之补习学校，并随时调查各校办理情况，已备研究，并谋改进之力。组织淞沪补习学校联合会，联络研究，互助进行。（《刊》第81期）

职教社自主办理的补习学校有晨校、日校、夜校共不下十余所，此外尚有与工商企业合办，及有各单位委托办理的补习学校多所。为适应一些青年无法定时就读补习学校的情况，又恐单纯函授的办法难以应对坚持，于1936年创设“通问学塾”这一补习教育形式。通问者即随时可问（个别答疑辅导）之意。学员在自学基础上遇有疑问可随时来学塾询问，求得辅导。同时辅以演讲、谈话、指导读书，使函授、面授双方交顾。通问学塾的举办，虽然比办一个一般的补习学校要繁杂得多，但这是由职教社爱国为民的教育理念所使，再繁杂的事也主动去做。

九、农村职业教育

1919年1月黄炎培乘船赴南洋群岛考察教育，李石曾同船赴欧，途次畅谈职业教育。李石曾详述了法国农业教育的体制。黄炎培言“法国农业教育制度，大抵与吾国同,惟吾国学人习惯偏重文事之故,于农业实习格格不入,故收效独难”（《刊》第12期）。此为立社后黄炎培首次对中国农业职业教育的分析。

1921年职教社组建农业教育研究会，其宣言书中指出现行的农业教育，虽设有农业专科学校、甲种农业学校、乙种农业学校，但各类农校的宗旨不确定，培养目标不清楚，培养方法不适当。为了深入了解各种农校的状况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研究会发起向热心吾国农业发达者征集意见。“俾能为吾国确定一良好之农业的职业教育制度”。研究会拟定了征求意见书，内容为三类农校各自的宗旨是什么，所设之课程、培养之方法能否造成所希望之人才，若不能，应如何改进之。共收到十余份回复的意见，由邹秉文（南京高师农科主任）予以归纳梳理成三点：一、关于农业专门学校的宗旨应以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现行课程太繁杂而不精，且专尚学理，轻视实习，几是到处一致，实为无进步之原因。二、关于乙种农业学校，应为国家造就农业上良好职工，应设于乡间，专收农家子弟，其课应当以其地之农作为基础，不当按部颁规定。并须兼注意公民教育，以期造成良好之农村国民。三、甲种农业学校为造就中等职业人才（或称助理人才、技术人才）。接着研究会又组织王企华、原颂周、邹秉文赴江苏七所乙种农业学校做实地调查。事后发表《江苏省乙种农校调查报告》，邹秉文作《改进吾国农业专门学校办法之商榷》、《吾国乙种农业学校之现状及其改进方法》、《对于吾国甲种农业学校宗旨、办法之怀疑》，均发表在《教育与职业》第25期。黄炎培为该期作“前言”，指出全国居民十之八、九久居乡村，而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表明了研究、发展乡村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体制上看三类农业学校完全依照1911年9月部令的学校系统。（系统中称实业学校。《文集》第3卷第103页）

1921年职教社在山西省太原召开第四届年会，黄炎培应山西省邀为之筹划山西省职业教育计划，提出“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的意见，并建议乡村职业教育不以职业教育为限。具体做法为：“就交通较便地方，划定一村，或联合数村，其面积以三十平方里为度，其人以三千至五千为度，地方治安，取其可靠者，水旱偏灾，取其较少者，先调查其地方农产及原有工艺种类、教育及职业状况，为之计划： 如何可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知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就职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如何使有志深造者得升学之准备与指导，职业余间如何 使之快乐；其年老或残废者如何使之得所养，疾病如何使之得所治，如何使人人有卫生 之知识，如何使人人有自卫之能力。”实施办法为：“先设一中心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 用其当地人才，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在试办期间，或由上级酌予补助，但经常费用必以当地负担为原则。”（《文集》第2卷第426、427页）此议略嫌简略，但可贵之处在于跳出了学校系统的框框，勾勒出日后农村改进的初步设想，比梁漱溟创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早了10年，实为国内之首创。

邹秉文在1922年提出改变乙种农业学校设置和教学的设想：以一县分为十区，如某区为植棉之区，则在该区较为适中之乡村小学内，设棉业教员一人，每区设农业教员一人。使教授该区农夫子弟以植棉知识及新方法，同时并指导农民改良棉业。农业教员负责指导农民。（《刊》第35期）

1926年5月职教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农科，试办农村教育，以期改进农村生活。各合作单位推两名为董事，组成董事会，为改进农村生活的领导机构，选举黄炎培为会长，陶行知为副会长，推定杨鄂联（卫玉）等五人为调查设计委员会，负责勘定地点、规划进行。（《刊》第76期）选定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为改进农村生活试验区。（《刊》第79期）至1927年春试验暂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三家退出试验，由职教社独家办理。是年社的10届年会上过探先（江苏第一植棉场场长，江苏农业银行行长）提出改良农村宜在农业生产、农民教育、农村组织三方面并重。黄炎培则提出以教育为中心的主张。众口纷纭，莫衷一是之际，迎来《教育与职业》百期纪念（1928年1月）。蔡元培为之题词“富之教之”，把致富和施教合在一起。虽仅四个字，却是对农村改进事业提出了方向性、纲领性的指导意见，确实是点睛之笔。接着黄炎培在徐公桥作实地调查，发现农民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温饱，离开温饱问题欲施教是行不通的。10月江问渔发表“富教合一主义”一文（《刊》第109期）。“富教合一主义略释其义，便是一面教他致富的方法，同时使他得到了许多人生实用知识和道德行为的最好训练，这种教育是跟着致富方法走的，是以物质为基本的，不是谈空话，强迫人家不吃饭去做好人的。所谓道德行为，要从穿衣吃饭的行为上评价出来，所谓实用知识，要从利用厚生的效验上证明出来。试举一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罢：“我们要提倡用新式农具，如抽水机啦、拉稻器啦，乡民最初当然是不明白的，一定要把他们召集在一块，详细讲给他们听，构造怎样、装置怎样，实地试验给他们看，效用怎样，利益怎样，用口不足，要继之以手，用言不足，要助之以图，因此，农民分明了，高兴采用了，因采用而人工省赚钱多了，同时他又能得到若干的物理学和制造学上的知识，这不是教他致富、又教他科学常识么？比拿一本书，挂一张图，空口讲科学常识，是不是好得多呢？”“天下事总要先其所急，务其所本，适应其所需要，换句话说，就是要抓住最紧要的地方最根本的地方，着实用力，不可放松，要害既得，其余枝枝节节问题，自可迎刃而解”（《刊》第108期）。至此，职教社关于农业职业教育中农村教育的理论探索告一完满的句号。

黄炎培1921年所提出的农业职业教育计划除划区办农村改进这一形式外，尚有“选定一业”。即选定某种副业如手工业、养殖业。其条件是当地有发展的条件，助其推广、销售，借以促农民增收，组织农民进行技术、文化、道德等教育，进而实施农村改进的各项措施。

农村职业教育，又称农村改进，是在不触动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改造，改善农民的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借以培植爱国、自治精神的一种实验，虽不脱改良的范畴，但符合民主革命精神，符合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一个民间教育团体的职教社，它的先辈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性地去试验，企图建立起一个能解决中国数亿农村同胞贫困境遇的模式，且取得初步成功，这种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和应有的评价。

十、大职业教育主义

1926年1月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文中说：“以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的提出三句话，就是：(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黄炎培说：“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的。譬如农业学校和农家联络，工业学校和工厂联络，是不用说的了。可是在腐败政治底下，地方水利没有办好，忽而水，忽而旱，农业是不会好的；在外人强力压迫底下，关税丧失主权，国货输出种种受亏，外货输入种种益，工业是不会好的。农工业不会好，农、工业教育那里会发达呢?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组织完备，经济制度稳固，尤之人身元气浑然，脉络贯通，百体从令，什么事业会好。反是，什么事业都不会好。所以提倡职业教育而单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还是不行的。那么，怎样才好呢?积极说来，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消极说来，就算没有訑訑的声音颜色，只把界限划起来，此为‘职业教育’，彼为‘非职业教育’，已经不行哩。换一句话，内部工作的努力不用说了，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其实岂但职业教育，什么教育都该这样，也许什么事业都该这样。这样职业教育方针称他什么呢?大胆的称他‘大职业教育主义’”。

办职业教育须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这是从立社起黄炎培再三论述过的方针，即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是职业教育的生命之说，离此办职业教育寸步难行。所以大职业教育的重点在于办职业教育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这个全社会的运动主要是指参加政治活动。职教社是一个教育团体，怎样摆正职业教育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关系，至关重要。

强调参与政治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辛亥革命失败后，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互相争夺地盘，混战连年不断。污浊的政治环境扰得百姓民不聊生。此时，凡有爱国心的均不可能袖手旁观，视国家命运不顾而埋头于“事业”之中。职教社怎样处理好教育工作与政治活动的关系的，黄炎培在1947年回顾社的历史时说：“民20年（1931年）‘九·一八’起。当时忙在社会上奔走，并没有参与政治。（这里所说的没有参与政治是指没有以一定的政治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引者注）因看到日本朝野‘处心积虑’，知大祸临头，中国的前途可能被日本所吞并。国都亡，还有讲教育的余地么？从‘九·一八’经过了‘一二·八’，这六、七年，我的工作本位就是上海。我从没有抛弃过教育本位，而是分我余力，还在照顾我的教育本位。到了淞沪沦陷，跟着中央政府西迁，才在中央参与政治……”（当时黄炎培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引者注）（《刊》第203期）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杨卫玉在同一期《教育与职业》上发表“教育离不开政治”一文说得更为清楚。“教育是政治之一翼，教育脱离了政治，教育将失其目的，政治忽略了教育，将不成其为政治……从事教育者，研究政治、讨论政治，是教育者应有之自由，亦教育者应下之功夫……我们的团体是教育团体，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工作，是始终不变的。但是，我们个人是国民，是公民，我们对于政治，不愿自外，也未尝忘怀，不过不自外，不忘怀，并不就是要顾问政治，活动政治。因为我们认为教育离不开政治，人类应该懂得政治，研讨政治。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最低的要求，亦是最低的条件。”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使办职业教育者的视野豁然开朗，使培养合格公民的职业教育目的的内涵顿时充实起来。

大职业教育主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发展职业教育，怎样才能办好职业教育。

政治是社会各阶级、阶层、个人在国内、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促使我们提高政治活动的自觉性、积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活动，是使职业教育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的重中之重。切勿认为政治与职业无关、政治教育与职业教育无关、政治活动与教育活动无关。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应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政治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方面。

后记

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先辈们创建的职业教育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个理论体系以强国富民为出发点，以人人有业、乐业为工作目标，以实现大同世界为终极目的，以利居众后、责在人先的处事精神艰苦奋斗，创建的不仅是一个教育理论，且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它对中国工业化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对培养大量合格公民功不可没。但诚如历史上任何理论一样均有其当时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如农村改进理论总体来说已不适合现实农村的需要，但某些观点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如富教合一主义，对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不无指导意义，离开脱贫致富，单一地推广教育，恐怕是行不通的。我们应学习马克思对待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扬弃的态度吸取其合理内核，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革命理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对待历史文化成果，从形式到内容，照搬照抄是最容易不过的，但会将人引入歧途。如学习孔子的理论，让小孩子穿上当时的服饰，实在俗不可耐。当然也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持一概否定的做法，如十年动乱年代，把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推倒在地，不要祖宗，不要历史文明，玷污了革命二字。

这个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是黄炎培“求生、求群”的人生观的外化表现。黄炎培的人生观是深刻理解这个理论体系的钥匙。愿与全社同志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