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起孟同志以百岁高龄永辞人寰，走完了他的人生长途。今天，当我们满怀愉悦心情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100周年之际，顿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孙起老感人的往事，许多场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彰显长者风范

我与孙起老的相识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曙光在中华大地闪现，教育领域焕发出新的活力，呈现一派宽松的局面。说起来也是一个机缘。为了拓宽国际视野，改变我国职业教育的封闭状况，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的孙起老，得知我作为中国教育代表团成员刚刚参加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38届世界教育大会，因此邀请我为中华职教社举办的职业教育培训班作一次国外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的报告。从此我有幸走近孙起老，交往也频繁起来。他亲自介绍我参加中华职教社并推荐我担任理事和常务理事，使我有机会聆听他老人家的诸多教诲并亲身感受到他那长者风范、仁者气度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平易谦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博学多识、思维深邃、清正廉洁、严于律己，是孙起老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斯人已去，但风范长存，精神永志。他是我最为心仪的长者，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榜样。说到孙起老的风范，我想举下面几个例子。

其一，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孙起孟的名字可以说人们耳熟能详。但他作为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战斗经历和革命生涯，孙起老却很少向人提及，因此鲜为人知。早在1939年夏，他就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类同志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此后，他通过各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前，他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他还出席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出任副秘书长并亲身经历了难 忘的开国大典。直到1950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尽管孙起老有着足以炫耀的光荣历史和政治经历，但他在生活中始终保持低调，对功名地位淡然视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孙起老的高尚思想境界。

其二，“文革”中，孙起老也难逃厄运。他身处逆境，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但孙起老对此从不置一词，很少向人谈及。在他看来，与国家、民族遭受的灾难相比，个人的一些磨难已经微不足道。他立足于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努力工作，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

其三，一次我陪孙起老为职教立法去河北省调研。这时他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不让警卫跟随，也不让警车开道。他说，我凭什么要老百姓给我让路。他和我们同坐一辆面包车，正是所谓“轻车简从”。就这样，孙起老风尘仆仆地沿途视察了好几所职业学校。抵达石家庄后，孙起老不顾一路劳顿，立即和省里同志座谈。为了提携后进，孙起老只作了一个开场白就把话筒交给我，让我介绍河北之行的印象并就河北职教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当晚，省里领导计划安排宴请孙起老一行。但大家知道，孙起老到外地视察是从不吃请的，因此宴请一事被婉拒了。但省里仍然坚持，实在执拗不过，孙起老只好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只能四菜一汤。省里的同志虽然一脸无奈，也只好允诺。还有一次在上海，孙起老到《新民晚报》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五点多钟，报社总编辑想请孙起老吃晚饭，没想到孙起老竟然同意了，但却提出一个条件：就在报社食堂吃。孙起老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和淡泊自甘的个性真是令人起敬。此外，孙起老生活简朴也是出了名的。据他的秘书跟我讲，孙起老住的是三室的房间，家里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家具都是五十年代政协给配的，又老又旧，他穿着也十分朴实。

其四，孙起老非常谦恭和蔼，一点没有领导架子。待人处事总是温文尔雅，从不疾言厉色，像杜甫所说的“润物细无声”。孙起老有时打电话给我，约我在大会堂见面，纵论教育形势和就他关注的教育问题倾心交谈。他特别关照我，有事随时打他房间的电话，不必通过秘书。还有一次孙起老给我写信，（顺便说一下，孙起老的书法淳雅清秀，我非常喜欢）。他鼓励我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问题。他在信中说：“研究其先进性，是为了发展，研究其局限性，同样是为了发展。”孙起老的一席话对我启示很大。遵照孙起老的指点，我曾就黄任老推行职业教育三大宗旨的实践意义写了一篇论文，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中央统战部优秀论文奖。总之，我作为晚辈可以无拘无束、无所顾忌地同他交谈，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精神压力，从他身上总能感受到一种感召力和亲和力，他那平易近人、温文儒雅的形象总能让你产生如沐春风之感。

倡导“温暖工程”

在和孙起老的交往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他那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孙起老亲自倡导的旨在对下岗职工和新增劳动力进行义务培训的“温暖工程”。这在我国职业教育史上无疑是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温暖工程”温暖着千百万劳动者的心，是与党分忧，配合国家贯彻落实劳动力就业这一民生之本、促进社会稳定的和谐之举，因此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劳动者的热烈欢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给孙起老的信中指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温暖工程”实施动员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起老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如费孝通、王光英、钱伟长、李沛瑶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我有幸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我还清楚地记得，孙起老特地让人把我叫到贵宾休息室，把我介绍给出席大会的贵宾陈慕华和雷洁琼两位大姐。陈大姐我是第一次见面，而雷大姐我早就认识，我曾陪她视察北京市实施教师法的情况。借此机会，我向两位大姐表达了我由衷的敬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温暖工程”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十三年前点燃的“温暖工程”星星之火，如今已光洒一片，受益者遍及全国各地。中华职教社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温暖工程百县百万农民培训计划”。在2008年一年全社“温暖工程”就培训各类人员67万多人，赢得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以上海职教社为例，仅2009年一年就培训各类下岗人员达十三万多人。再以福建省职教社为铡，近五年来为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人员培训就达二十多万人次。“温暖工程”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顺乎民意，顺应形势，充分彰显了孙起老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和睿智深邃，反映了孙起老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反映了孙起老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责任感，反映了孙起老心系广大劳动者的博大胸怀。我深深地被孙起老这种精神所感动，同时也获得了无限的启迪。

推动职教立法

每当我看到我国职业教育已经走上法制轨道，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使我不由得想起孙起老对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推进法治倾注的大量心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对孙起老最为敬佩的是他对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超乎一般的强烈使命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甚至用鞠躬尽瘁也不为过。在同孙起老的频繁接触中，我感触最深的是，有一件事让孙起老魂牵梦萦，那就是职业教育立法问题。1991年11月，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孙起老用“老树逢春”来表达自己的兴奋心情，后来他还发表“迎接职业教育的春天”的文章，反映了广大职教工作者的心声。为了加快职教立法步伐，孙起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向一些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他悉心听人发言，随和对话讨论。他总是努力凝聚与会者的智慧，并将他们的先进理念和真知灼见融入立法之中。这里我也想举几个例子。

其一，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在制定法律时对依靠社会力量发展职业教育应予重视。孙起老插话说：“要像重视国家力量办学那样重视社会力量办学。要重视有贝之才（即资金），但也要重视无贝之才（即人才）。尤其是每个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都是一个智力库，有明显的人才优势和智力潜力。因此，鼓励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办学是社会力量办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好在此之前不久，我应民盟中央邀请参加在广东佛山召开的民盟办学会议，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经常讲，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教育来说也应作如是观，那就是坚持“两条腿走路”，即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办教育。

其二，孙起老对职业教育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科学地诠释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职业教育立法时，孙起老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职业教育不仅包括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且包括职业道德教育和科学的职业指导。”因此，他建议在法律的表述上应使用“职业教育”一词，用以代替“职业技术教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表述问题，而是涉及对职业教育内涵正确认识的问题。孙起老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后来在正式通过的法律上不仅使用的是“职业教育”一词，而且在后来党和 政府的有关文件中也都这样沿用下来。

其三，孙起老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热情讴歌科教兴国战略，无时无刻不在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职业教育在科教兴国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着“科技兴国”的片面报道。孙起老对此颇不以为然，很有意见。他在给我的一封来信中指出： “北京一家报纸报道，在几个国家机关和研究单位联合主办的一项活动中，有46家著名企业竟然发出‘科技兴国’的倡议。同样是四个字，‘教’字却遭废弃。看来，对于这个兴国战略还需要持久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使它真正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脑子里扎根并在行动中得到贯彻。”孙起老的意见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立即回信说：“我也发现经常有‘科技兴国’的提法见诸报端。这有悖于中央决策精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表述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技兴国’和‘科教兴国’同样是四个字，但一字之差，偏偏忘了这个‘本’字，确实发人深省。这说明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尚未牢固树立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意识，因此也就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孙起老走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教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让我们受用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