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年轻学子是否还能追忆起百年前那一场场呼啸而起的风动浪卷、大地烟云？还是否能记得那一群为国为民、教育救国、艰苦创业、矢志不渝的仁人志士、职教前辈？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一百周年，上海雁荡路八十号职教社大楼以及大楼正面顶上刻着的双手万能社徽，矗立了近一个世纪，这就是黄炎培先生倡导职业教育事业的无声的纪念碑，这将在人们心中保持永久的纪念，它为我们印证着一个个职教事业发展的故事，将永垂千古、受人敬仰！

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黄炎培的名字分不开。一百年前，经过黄老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考察探索，提出职业教育的理念，又经过艰苦的联名发起建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5月6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决定组成临时干事会主持社务，并推举沈恩孚为主任，又公推黄炎培为办事部主任。

黄老通过对国内教育状况的调查和对国外教育的实地考察分析，对当时社会问题有深切的了解，对封建传统教育的弊端十分痛恨，深感教育脱离生产、脱离社会的危害，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理念，其目的：1.谋个性之发展；2.为个人谋生之准备；3.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4.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以改革旧教育，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旧时代这是有开创性的，黄老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又提倡“双手万能、手脑并用”， 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社会，是一次革命性的批判，得到了广大劳苦大众的拥护。黄老提出的职业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知识贵族，而是培养既有科学知识，又能生产操作的劳动者，这既能满足企业生产发展之需，又能帮助贫苦家庭子女顺利就业，解决生计问题，职教社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至1925年，黄老又提出“大职业教育”的主张：“办职业教育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社会的运动”。以黄任老为代表提出的职教理论日臻完善。1926年更与蔡元培、陶行知等30人开会确定：“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强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这时黄老已从狭隘的职教小圈子中跳出来，使职业教育更好地走向社会，与工农民众结合，更好地为政治服务。

现在正逢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代，职教社重放光彩，在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分社，在党的领导下职教事业在全国遍地开花。1995年，孙起孟代表职教社，响应党中央号召，倡议开展温暖工程，用职业技能教育扶贫帮困，时至今日，中华职教社工作不断深入，取得可喜成绩。

纪念职教社立社一百周年活动，一下子把我拉到70多年前的岁月，使我深切地感到我和职教社有难以割舍的情缘，使我回忆起我和职教社几位前辈点点滴滴的联系，虽然可能只是一些小故事，但从中也可发现前辈们的优良品格和风范，让我永远不能忘怀。

1946年夏，职教社在黄炎培、杨卫玉、孙起孟等前辈决策下，创办比乐中学，以作在普通中学中兼行职业教育的实验，我当时14岁考进比乐中学初一年级，一直到1952年高中毕业，又留校做党支部工作并当教师，到1960年才调离，在校整整14年。

比乐创办时就设在雁荡路80号职教社内，当时抗战刚胜利，1946年2月初，黄老刚在重庆开了一个多月政治协商会议，斗争很尖锐，又遭国民党政府的忌恨，住宅被搜查，他精神不爽，带着夫人姚维钧先生及丁丁、当当两个女儿回到上海，当时就暂时借住在职教社大楼内，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创办比乐的工作中。我们每天上学可以在走廊里经常遇到黄老，他身体微胖，穿着朴素，头发有点稀疏了，慈祥和蔼，脸上常带着微笑，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职教社的领导人黄炎培先生，我们对他有一种崇敬心理。他看到我们背着书包上学，蹦蹦跳跳充满朝气，我们总要向他鞠躬问好，他高兴，这个头上摸摸，那个手上握握，我们一点也不拘束而变得亲近起来。

黄老亲手创办了中职校、中华补校和工商专校，但对迟来的比乐中学情有独钟、特别宠爱，他亲自为学校写了校歌，其第一句就是“比乐、比乐，我们有理想在憧憬着……”（由音乐家孙慎作曲，旋律激昂，唱起来特别有劲）黄老对比乐寄托着希望，对国家新生寄托着希望，校歌中唱道：“人人为大众牺牲，政府认民众为主人，全世界人类相互间像兄弟，我们有理想在憧憬着，比乐”，我们每天晨会时集会歌唱，歌声嘹亮，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这时解放军已打到了长江北岸，我们一群贫苦人家的孩子，急切地希望，打倒蒋介石，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黄老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有一颗热诚的爱国心，他和张澜、孙起孟等前辈组建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公开和国民党斗争，反抗专制统治，争取人民民主，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这才退避到上海。

黄老的夫人姚维钧老师是贵阳大夏大学毕业生，她兼任了我们的国文教员。她个子稍矮，剪着短发，端庄的脸庞，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手里挽着书和簿本，透出一股文人的秀气；她性格爽快，态度温和，教学十分认真，对我们学生十分爱护。在课堂上她善于启发学生思维，有问有答，师生互动，使课堂气氛活跃，同学（上接第19版）们喜欢上国文课。在姚老师辅导下，我学会了写文章，班级里自己出墙报，她鼓励我们不断进步。

到1949年初，黄老在上海被特务监视下实在呆不下去了，准备在地下党帮助下秘密去香港转赴北方解放区。当时姚老师信任我，约我和另一位同学去她家帮助整理书籍，当时黄老一家住在常熟路，我们进屋看到行李已经打包，黄姚两位前辈正在指挥搬运。屋里书籍无数，因为黄老终生坚持读书，爱书如命。他常会逛各处书店，看到好书就会倾其所有而购买，所以家里各类图书很多。我们两人看到这么多书，惊叹不已，十分羡慕，我们暗下决心也一定要像先生一样，努力读书，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将书分类包扎、堆放，有的要带走，有的将寄存在朋友处，我们边做边看，爱不释手。

职教社另一位前辈孙起孟先生是比乐中学第一任校长，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重要职务，工作繁忙，但他还不愿放弃教学，亲自教我们公民课。我校不用教育局规定的公民课教材，而是孙校长自编教材，用浅显的理论，结合了传统文化和理论生活的人生故事，朴实明了，通俗易懂。他教导我们要从小立大志，要树立崇高的理想，他教导我们要做品德高尚、道德优良的人；他教导我们要努力学习各种知识，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同学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要不怕困难，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课堂里外他对我们十分亲切，称我们为“孩子们”，对我们充满着爱。他给我们上的新公民课，让我们受益匪浅，影响我们一生。

有一年我到北京探亲，就专程到总社拜访，（社址在沙滩）当时孙先生正在开会，我和其他同志交谈一会准备离开，正走到院子里突然孙先生出来了，我迎上去向孙先生问好，祝他健康，他十分高兴。他说：我们休会一会儿，比乐有同学来，我总要见一见的……我非常感动，连声表示感谢，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一直送我到门口，这样一位高级领导同志一点没有架子，对他的学生（我）平等相待、十分尊重，给了我深刻的教育，终生难忘。

1992年5月28日，孙先生到上海，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的老社员，他特地嘱咐要比乐的学生派代表来参加，当时我们有九位同学有幸参加了接见，还有一位同学代表大家汇报了我们成长的情况，孙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我们姓名，还合了影。孙先生对比乐是深有感情，也关心比乐的发展，每年比乐的校长总要到北京探望并汇报情况，比乐搬了新校舍时，他还亲自题写校名，还签了名。现在这七个金色大字砌在大门的墙上，孙先生一直鼓励着比乐师生前进。

1981年，我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每当社里有好书出版，我就时不时地寄一本到全国人大办公室转交孙先生，他也会请秘书给我回信。九十年代，我几次去在美国的女儿家住，就积极向中文版的《侨报》投稿，宣传国内的形势及政策，介绍经济建设成就，批驳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污蔑，几乎每星期总有一两篇文章被刊用。回国后我将近百篇文章汇集自费印成书，冠名《访美时政笔谈》，我寄了一本给孙先生请教。让我十分惊喜的是孙先生居然在百忙中亲笔给我回信。（此信是用一种印有直行红线的宣纸，用原子笔自右至左竖行写成，字迹端正清楚，有抬头、有先生签名落款）现抄录下：

澄梁同志：

来信和近作均已收到，深感欣慰。

赠书自当留读，已看过几篇，觉得没有空话

套话，能把自己的观点明确地表达出来，

就是一个优点，为之高兴。我的健康情况，最近尚算平稳，承注谨谢。

顺祝阖家新岁佳胜。

孙起孟2005年1月30日

此信我一直珍藏着，也是对孙先生的一种深深的纪念。

还有一位我接触过的职教社前辈是厐翔勋先生。

当时在职教社大楼内有两个学校：中职补校与比乐中学，厐先生在两校都兼有工作，由于孙校长工作繁忙，所以委任厐先生任比乐中学校务主任，很多事情由厐先生代表学校出面解决。看他消瘦的脸，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十分规矩，连连风纪扣都扣好的，一丝不苟，我们在楼内常常可以见到他，神态严肃认真，风尘仆仆，走路急促，像有办不完的事。

比乐当时美术课有一种竹刻的功课，就是在一片竹片上刻字，可作镇纸用。我当时备了一个竹片，请厐先生帮我题字，他答应了。隔天他写好给了我，只见竹片上写着“坚韧”两字，是魏碑体，端正严谨，雄健有力，我十分高兴。我用心刻好涂色，看起来庄重古朴，惹人喜欢。我拿给厐先生看，他称赞了我，还鼓励我做什么事都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给了我极大的教育。回想起来，厐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长者，他兼任二个学校工作，十分辛苦繁忙，但他默默耕耘，坚韧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比乐第二任校长是江向渔先生。他是老教育家，解放初期他还担任着年管会文教组的工作，政务较忙，较少来学校，有时见他，那样的平易，像个老百姓，一点没有官架子。他不愿抛头露面，只愿默默无闻地踏实做事。

当时正值肃反，公安局将他的侄儿抓进去了，传出来说是历史反革命，我们都十分惊讶。（他侄儿当时在比乐中学教历史课，我读高中时做过我班班主任）听说其家人求江先生为侄儿向政府求求情，江先生义正词严地说：我担任政府工作，这是为国家做事，是为人民办事，我总不能以此来为私人讨好处吧！侄儿的事政府一定会按法律公正处理，我们要相信政府。江先生那种公私不明、立场坚定的态度，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上海解放后，年管会勒令青年中学停办，将校舍划给比乐中学使用，由于学生数量急剧上升，教室不够使用，当时政府百废待兴，也无力马上解决此问题，职教社副理事长王艮仲先生闻讯后，马上主动出资两万元，为比乐建造了两层楼六间教室，附加半间划给体育老师作办公室，这样使我们能够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了，同学们都十分感谢王艮仲先生（虽然我们没有过面）。王先生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他在浦东有实业、办农场，有不少资产，但当土改开始，他也十分拥护土改，当即主动把企业和农场等产业全部上交给了国家。这种赤诚的爱国心，是十分受人尊敬的。

接着我要说一说我最熟悉的、我的恩师、比乐中学第三任校长杨善继同志。1946年9月比乐中学建校时杨老师就任学校教务主任，我考入比乐，杨兼任我班班主任并教我们历史课。直至1960年我调离学校，14年时间一直在一起，我们既是师生又是同志，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

记得有一次他在给我们讲近代史，讲到清廷腐败、外敌侵略的屈辱历史时，联系到蒋介石卖国争取美援、发动内战的现实，动了感情，当时他情绪激愤，讲得热泪盈眶，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使我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让我印象深刻，一直也不曾忘记。

杨老师参加了党的外国组织教师协会，做了不少团结教育一般教师的工作。他和其他进步教师还经常给我们讲解放战争的形势，使我们知道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很快要渡江，上海解放也快了，我们充满信心和喜悦，做着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

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在监狱中秘密杀害。消息传来上海学生掀起了罢课抗议浪潮，我们学校也投入其中。当时杨老师同其他老师一起利用秋游时间组织部分同学（包括我）到杭州旅行，并安排时间访问了浙江大学，我们听了浙大学生代表的控诉，当时浙大的气氛凝重，同学们都神态严肃，走路都放慢了脚步，讲话都降低了分贝，大家深深地为于子三的牺牲表示哀悼。

上海临近解放，形势更加险恶。杨老师曾掩护过地下党员，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隐藏，有的还介绍到可靠的学生家里暂住。1948年，他还帮助过在中职补校工作搞地下电台通讯的党员，将电台拆卸后交托杨老师保管，他就带到自己家里隐藏，直到解放后该党员才安全领回。

上海解放后，由于江问渔先生公务繁忙，1950年3月辞去了校长职务，杨善继接任校长，直至1981年调任卢湾区教育局副局长，他在比乐任职35年之久。我于1952年高中毕业后留校当教师，任党支部书记，对我这样一个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学生，杨校长一样尊重，从不以师辈自居。

自他1982年调到北京任总社主任后，我每年去北京探亲时，总要到总社拜访（社址已搬至白塔寺），当我们会面，杨校长热情接待，陪我参观了总社办公室，还送我两本社史资料。我知道他又是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扑到了职教事业上了，当时正是复社建社繁忙时期，他经常熬夜，还到各地巡视，帮助各省建社，指导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深入实际，踏实细致，虚心谨慎，平易近人，他公而忘私，生活俭朴，他善于团结人，尊重人，严以对已，诚恳待人。这正是：白发丹心为教育，毕生为国育英才。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发扬。

前辈们的高尚品格和道德风范，我无能力作全面论述，但从上述二三事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不求轰轰烈烈，但求踏实干事，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业绩，积以时日，宏大显现。他们朴实无华，但意志弥坚；他们久经磨难，但信念执着；他们老实若愚，但智慧超群。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一代接过一代，经一百年的积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丰富的精神财富。

前辈们的思想和行动，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

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取之不尽的精神动力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纪念立社100周年所要传承和弘扬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