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颂歌

中华职教社堂开，济济英才次第来；

花开满园结硕果，百年风雨铸辉煌。

谈京华社事，一往情深。犹作流连忆：

忆之一：

在我犯难时中华职业教育社给我送来了及时雨

此话怎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总局1979年在天津组建技工师范学院（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时，把我从在一所学校看仓库调学院新组建的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任副主任。任务是开展技工教育、职业培训的科研、教研工作，并承担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心理学和语文三门公共课的教学任务。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领域，因为我在大学时，是学习经济专业。参加工作后，长期在劳动行政部门从事政策、制度调研工作。对技工教育和培训，虽然有些感性知识，但都是苏联技术教育的制度、模式，无法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任务。正在探索犯难时，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接到学院办公室的通知，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中华职教社）主任杨善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奇来访，由我院副院长李宗尧和我负责接待。在互相交流中，杨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中华职教社的历史、性质与任务以及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立社六十五周年纪念会的盛况，还送给我们《社史资料选集》等资料，最后杨主任向我提出加入职教社的建议，并说他和高老师是介绍人。我正在犹豫时，李宗尧副院长表态说：“我看可以”。就这样我成为一名新社员了。杨善继主任、高奇老师的来访，像是下了一场及时雨，开辟了我学习、继承和发展我国自己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新天地。

1982年6月末，学院快要放暑假时，接到杨善继主任电话，约我到北京开个小型座谈会，地点在北京沙滩全国工商联办公楼内。到会上方知：孙起孟、王艮仲、杨善继等领导都亲自参加。外单位除我外，只有北京市两位同志。我除了汇报天津和全国各地技工学校、企业以及社区职业培训的情况和问题外，着重谈了我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今后三年左右时间内建设的构想，听取社领导的意见。我们的构想是以科研、教研为主导，创办一个职业技术教育系，开展专业教学，还要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对外交流的平台，实行“室、系、杂志”三位一体并举的体制模式；与此同时，相应设立资料信息室、职业心理实验室和组建一支兼职研究人员队伍，为以上三个并举服务。简称“一主导、三结合、三服务”的思路和组织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我们的研究、教学与社会上的需求紧密联系，并形成有效机制，把社会当成我们一个大实验室，以符合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和内在要求。起孟老等领导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后，都很满意，并不时地提出问题与大家交换看法，气氛热烈紧张。座谈会共开了两天，让我进一步学习到不少对社的开创职业教育的历史知识和宝贵经验，增强了我从事职业教育研究和教学的决心和信心。特别是起孟老等领导那种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热情对待他人的精神给了我深刻印象和启迪。从此我对待职教社就像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你我，交往不断，受益匪浅。

社的老前辈这种广交朋友，热情待人，重视基层和下级要求与呼声，我要再谈以下几点。以示不忘：

1988年10月的一天,我在天津发展社员，推动组织建设遇到困难，希望总社领导能协助沟通解决，特致函孙老，恰巧他老人家到外地调研去了。民建中央孙老办公室工作人员特意给我复函相告，以“释念”。我接到这封信后，惊叹不已，足见孙老等多么重视下属“呼声”！

1993年初，我应劳动人事部培训司领导要求，由我执笔写一篇“市场经济与职业培训”的文章，我用了4个多月时间，写出《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职业培训的构想和对策》初稿。几经讨论修改后，在《中国培训》杂志上发表，颇受好评，连同当年我参与主编的《产训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专著，一并赠寄孙老请求指教。我真没有想到老人家在公务繁忙之际，竟亲自给我复信，鼓励“大家共同努力，把职教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同样，王艮仲老先生在总社每见到我时，热情亲切谈心，鼓励有加。有一次听到总社王正维老师讲，艮老患眼疾在家休息。我特意到他府上看望老人家。后来他竟亲自写信给我，告知近况，并嘱我注意身体，令我倍感亲切。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华职教社恢复组织和工作前后，我接触最多的还是杨善继主任，因百废待兴，许多重要工作都先要找他商量，拿出对策。回忆起来，除了他和高奇老师亲自介绍我参加中华职教社外，印象最深的是他这些年间，在孙老、艮老领导下，他很重视并亲自抓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开局良好，影响很大，也使我受益匪浅。在这里略说一二。1983年初，总社成立了研究工作委员会，我被聘为委员，后来又多次被聘，长达二十余年。为了加强研委会的力量和工作，他要我推荐几位委员。我便从我院兼职研究人员中，挑选出吉林刘春生、辽宁纪芝信、天津林立、山西张忠政和山东董操五位加入研委会。后来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专长，完成社里交给的各项研究和培训任务。到上世纪末，刘春生等都已是国内颇负盛名的职教专家、教授。1983年6月，善继主任来电告诉我，复社后第一次理论研究会将于11月间召开，主要讨论我国职业教育的体系和结构等四个问题，并且要我就这个问题作准备，在会上首先发言。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不免有几分压力，因为此前据闻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已约请上海华东师大职成教育所黄克孝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时间为期两年提出研究报告。我将这一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没想到善继主任好像早有准备地说：“还是你来吧，有南有北、百花齐放”。第二个没想到这一课题越做越大，我用了4年时间，才取得阶段性成果。

1984年5月国际劳动节刚过，我专程到太平桥大街总社拜访善继主任，提出两件事情，请总社协助，一是我院《职业教育研究》杂志已正式改为月刊，拟请理事长厥老题词并手书刊名；二是我院今年是建校4周年，有了首届毕业生，院领导拟召开一次座谈会，听取校外人士对今后办学意见，希望主任能亲自参加。这次我们交谈甚欢，大家都下班了，我才离开。6月4日便接到他的来信，我的要求都圆满答复解决。但是令我心惊并伤感不已的是7月中旬的一天，接到善继主任因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噩耗；我真不敢相信我们五月会晤、六月来信，竟是永别的时刻和手迹！在两年多的相识相知中，认为他是一位正直、坦率、认真、诚恳、对工作认真，对他人热情的人和长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我曾引用杜甫慿吊诸葛亮以下两句诗，寄托我不尽的哀思。诗曰：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忆之二：

重视职业教育理论研究

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先河

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华职教社恢复组织和工作后，如前所述，很重视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成立了研究工作委员会专责机构，邀请了各地职教界专业人士加盟，盛况空前，仅1983—1987年间，召开了三次大型专题研讨会，1987年后，还承担多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课题项目。天津职技教育师院职教研究所和我本人除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外，还承担总社职业指导等规划课题方面研究任务。此外，我还为我院职教所、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分别申请到全国教育科学从“七五”到“十五”四项科研课题，并负责组织实施工作，共历时二十三年之久。现在回忆起来，在这二十多年里，完成的诸多研究报告或发表的论文中，给我印象很深，令我难忘的有二，第一是关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结构的研究;其次是关于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探讨。前者可以说是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先河，参研人员之多，历时达十一年之久，前所未有，对后来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其经过大致如下：

1983年12月复社后召开的首次研讨会上，共讨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的体系和结构、农村职业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四个问题。我对关于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和结构这一课题，提交了一份论文提纲并发言。

我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现在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也是一项重要的担当。怎样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切入点在哪里？我认为要以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开展对本课题的研究。为此要解决系统的目标、系统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系统的有效运作的模式等。

这项系统的目标是：《决定》所指出的造就“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初、中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这项系统的内涵包括：劳动力需求预测、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职教师资来源与培训、职教科研、教研和职教管理。这项系统的外延，主要有：它是教育系统中的子系统、要与产业、科技发展相适应、与劳动就业相对接。这项系统的运作宜采用有系多元的运作模式。这个提纲在研讨会上宣读讨论并修改后，1985年4月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教育未来》杂志以“论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体系和结构”为题发表。1986年9月总社在沈阳举办职业技术教育讲座，根据连续研究两年研究所得，作了关于建立我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问题的演讲，后收入总社编辑、于1987年4月出版的《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专论中。至此，这项课题我前后历时四年结束。

前面所提到的黄克孝先生对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是从技术、技能在产业发展、演进过程中，论述当今工程技术、技术与技能的内涵、特征以及它们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与分工；论述技术与技能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等。他的论文在中华职教社于198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黄炎培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还特意征求我的意见。

从上可见，我和黄先生同时研究同一个职教体系问题，其结果竟出现如此差异，让读者无所适从。有鉴如此，1987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认为有必要列为重点规划课题，继续进行研究，由时任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长孟广平为课题负责人。孟广平和他的团队，又经过广泛搜集资料、座谈探讨，历时数年，发表诸多论文后，最后将他们的最终成果，也是以书稿形式刊载在1994年12月出版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概论》第三章，题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体系结构》，共三节。第一节、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依据和原则，第二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结构的现状，第三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发展的展望，全文约1.36万余字。

关于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探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职业教育界在教学过程中，对职业教育本质属性问题该如何表述，引起了争论，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实践性”、“职业性”、“素质性”、“经济性”，甚至“生产性”等七、八种之多。有位作者直言：“对什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方向，有必要深入探讨，求得基本共认”。据此，总社在1992年5月间，召开了一次关于职业教育本质问题专题研讨会。我接到与会通知后，思考良久，觉得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他1930年发表的《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用很形象、简练的语言说道：“就吾最近几年间的经验，用吾最近几个月的思考，觉得职业学校有最紧要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根据这一立论，我在这次研讨会上，提交了一篇“试析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及现实意义”文章，从黄炎培认为怎样实施职业教育和教学、怎样与普通教育配合衔接和农村改进等六个方面论证职业教育的本质是社会性是他的一贯思想，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发展进程考察，表明他的论断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这对我们当今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仍然有重要意义。还有我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分歧，一是对黄炎培教育思想学习宣传不够；其次对什么是“本质”这个概念还没有摸清楚，就发表议论所致。

我把我的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宣读后，引起大家热烈的议论和兴趣。大家还为这次研讨会重点突出、针对性强，有利职业教育在正确轨道上发展。

忆之三：

难忘的情怀

光阴逝水，天增岁月人增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21世纪初，逐步离开了社的组织和各项活动；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关心社的活动和发展。这些年来，《社讯》我期期都看，有的内容还仔细看。例如2014年7月20日第379期《社讯》，阅读后得知：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成立了社的组织，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令我欢欣鼓舞，感慨万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14年社的特点是老社换届，新社大增、新人众多，如何加强社的建设，提高思想业务水平是一项紧迫任务。如是我写了一篇《社的建设怎样上台阶》短文，寄给总社领导，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老社换届，务必保持社的运转继承性、连续性，在原有基础上谋新发展；二是总社应集中一段时间，安排对新、老社的新干部进行一次专业强化培训，人人做到思想入社和组织入社；三是大中型以上城市地方社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问题，做到小机构能办大事。除少数在编人员外，多用些对职业教育有感情的专业人士，采取兼职、志愿、义工等方式，保持社的各项工作正常运转。以上三点意见归纳起来便是：新老换届要衔接，教育培训最关键，人机（构）匹配求高效，三点意见若实现，社的建设上台阶。2015年初，阅《社讯》得知上海中华职教社受总社委托，举办地方社领导干部专业培训班，我很高兴，又把我的以上短文寄往上海社，供他们教学参考。

最后我还要讲一个例子：2013年5月间，我校决定编纂一部《中国职业教育改革20年（1980—2000年）》新著。为此，组织成立编委会。顾问委员会专门机构，聘我为总顾问。我考虑这是一部设计到改革开放初期职业教育各方面人文、思想史料的长篇巨著，非一校力量所能及。为此我力举要与有着百年职业教育历史传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合作，并要邀请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中国职协等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协作。结果合作十分成功。全书历时三年，今年九月出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陈昌智以“颗粒归仓、硕果满枝”为题作序，我校原党委书记孟庆国、总社原总干事陈广庆、总干事王金宝任编委会主任。总社研究部几位同志都为本书写了专题研究报告。全书共三篇，包括附录共约135万字。有专家指出：本书的价值在于对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做了多维研究和系统梳理，澄清了职业教育重大事件来龙去脉和历史意义，再现当年直面问题，改革创新，用于实践的火热场面，反映了职业教育艰苦奋斗和创业的生动发展历程。该书尊重事实，涉猎面广，写法新颖，是对我国职业教育当代史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尾声：

《回忆》写毕、意犹未尽。花开花落终有日，蓄芳待来时。祝愿我社同仁、跨越百年，仍需努力，把职业教育事业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