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位离我们越来越远去的老人，但他的睿智和精神，却越来越近地影响着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和民建会的发展。他就是黄炎培老先生。

黄炎培1878年出生于上海川沙，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议员。曾受侨胞委托筹办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1915年赴美考察教育。回国后于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筹款建立鸿英图书馆、中华职业学校。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访问延安，发表《延安归来》。同年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部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民建中央主委，民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

从以上经历可以看出，黄炎培一生从教从政，而创办职业教育和创建并领导民主建国会，就成了他毕业为之奋斗的事业。本文拟着重谈他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这段时期的主要活动和政治主张。

一、呼吁和平，反对内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苦战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了。黄炎培在日记上写道：“夜八时，喧传日本乃真投降，一时远近欢呼，爆竹之声迸发，是夜辗转不能成寐。自“七七”以来，八年又三十二天；自“九一八”以来，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中间残杀我国同胞，此数年更残杀我盟国同胞，不知多多少少。天网恢恢，元恶终归殄灭，而死者岂可复生。以我一人论，十四年来之努力，徒为抗敌救国耳。今日者，故妻何在？长子何在？读少陵《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感不绝心。忽然想起刘湛恩，忽然想起张在森，以此终夜不能自制。刘湛恩、张在森何止千万。”⑴

但是，内战的阴影立刻笼罩全国。黄炎培在《胜利了，痛定思痛》一文表达他的忧虑，并对时局提出九点主张。他说：“生存只有自力，这是铁的原则。象一个国家，人家愿和你做朋友，自己不争气，虽好友亦爱莫能助。万一战胜者终于扶不起，战败者倒熬辛吃苦以求生存，明天转而扶助他方，兴灭存亡可以易位，一部大历史不少不少这种先例。”⑵

黄炎培自1945年7月从延安归来以后，对国共问题的态度比以往鲜明。8月21日，邵力子、张群和王世杰宴请访问延安的六人和张澜、王云五、征询对国共和谈的意见，并说蒋介石已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黄炎培心中有数，这是蒋诿过于人的手法。如果毛主席不来（他们估计毛主席不会来的），他们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责任在中共了。因此 ，黄炎培即席说：“蒋主席仅发电邀毛来渝，虽见恳切，尚不够，必须在日本签和约（指受降仪式—引者）后，主办数事：言论解放了，身体自由了，特务取消了，政治犯释放了，各党承认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会议。抗战之初，数度邀集过会议会谈，今结束了，胜利了，难道不应有一度召集。况国防最高委员会非改组不可，抗战建国纲领非重订不可，何不自动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无所表示，大好机会又逸去矣！”⑶

8月28日，毛主席来到重庆，黄炎培和冷遹一起到九龙坡机场迎接。内战的阴影被和平的阳光暂时驱散了。黄炎培满怀希望地参加了许多活动，和毛主席与中共办事处有了更多的交往。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

但是，“双十协定”刚签字，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却在全国各地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战争阴云又愈来愈浓地笼罩了全国。11月6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标题是：“国民党百万大军进攻解放区”；7日延安各界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大会，通电反对国民党进攻解放区，要求撤职查办何应钦，罢免阎锡山，立即解散伪军，严惩汉奸，实行“双十协定”；8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国民党调动二百万大军，发动全面内战真相。美航运国民党军登陆青岛，受降其名，联合敌伪其实；谈判其名，‘剿匪密令’其实。大举进攻，全国一片血海！”

黄炎培立刻在《老百姓再不能流血了》⑷的文章说：“双十协定”劈头就说“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然而，摆在面前的铁的事实，双方军队正在严重冲突。”“千言万语并作一句，我们必须救救苦战八年一息仅存的老百姓，老百姓在那里嚷：‘为什么还要我们流血呢？为了八年抗战，血早流干了！天啊，可怜我们吧，我们再不能流血了！’”他又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提出“请政府制止军事冲突案”。就这个提案，他和国民党人士作了激烈的争辩。他还正式致函国共两党说：“各报发表收复区军队双方冲突益趋激烈，必须采取紧急处理方法，拟请就下列两项提出商谈，速决进行：一，请中央及中共双方电令部队，务各立即停止冲突，听候解决；二，从速组织调查团包括代表中共方面人员及第三方面人员，前往发生冲突地点，会同调查真相，或就地商决，或电报中央商谈解决。”⑸而且他自告奋勇，愿意参加调查团，亲临战区作实地调查，向世界公布真相。

9日，周恩来和王若飞邀民盟领导人便餐。王若飞首先告诉黄炎培，中共接受他组织调查团调查内战真相的建议。周恩来接着说明国共商谈的情况和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真相。他把新缴获的蒋介石颁发的“剿匪”密令，高树勋起义的宣言以及成立民主建国军的文件，拿给民盟领导人传观；又告诉大家，国民党新八军等各军在漳北发动进攻已被击溃，俘获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参谋长宋肯堂。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认为，必须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对内战运动，制止内战的大爆发。如果不及时制止内战，政治协商会议就在开不起来。他诚恳地希望民盟领导人研究和考虑。

事实教育了黄炎培。10月下午民盟领导人在“特园”举行中常会，研究内战局势。黄炎培很激动，主张积极展开反对内战运动。于是，民盟决定投入反对内战运动，发起在重庆召开反对内战群众大会，并推定黄炎培负责筹备。黄炎培提出，由民盟出面发动重庆进步的人民团体，联合召开反对内战群众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并推动全国各地组织“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再组织“全国反对内战联合总会”，来制止国民党发动的内战。

11日晚，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在“特园”设宴宴请周恩来和王若飞。黄炎培报告了民盟决定发动反对内战运动的计划和部署，周恩来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经过几天的联系和筹备，反对内战大会于11月19日下午二时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礼堂举行，各民主党派和经济、工商、文化界知名人士五百多人出席。黄炎培主持大会，首先报告筹备经过，建议成立“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他说：“联合会的唯一宗旨，就是呼吁停止内战，达到和平建国。”继而朗诵了他八十六行的长诗《一线希望在哪里》。诗人呼号道：……

一线希望在哪里？说来，说去，看谁来得进步！谁得老百姓同情，谁来；得不到同情，去！去！这是一条最光明的大路！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绝对反对内战，我们所要求、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是民主。⑹

大会还通过了宣言和章程，选出代表二十几个进步团体的四十五人为理事，十五人为监事，正式宣告“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接着举行第一次理监事会议，选出黄炎培、沈钧儒、郭沫若、梁漱溟、陶行知、罗隆基、史良、胡厥文、章乃器、何公敢、彭一湖、胡西园、吴羹梅、刘王立明、曹孟君等十五人为常务理事。

这二十几个进步人民团体的联合，是民主运动中的一次重要的组织建设。就是这二十几个团体，随后组织参与了长安寺的斗争、“沧白堂事件”的斗争和“较场口血案”的斗争。

黄炎培关于组织“内战调查团”的倡议，国民党根本不予置理。但他爱国忧时、悲天悯人的心境是真诚的。有他当时作的一首诗为证：

岩 楼 之 夜

坐我岩楼数雨晴，日归犹未上归程。

繁镫雾罩星星隐，高院霜钟杵杵清。

有识兵余爱物力，相知劫后笃人情。

翻翻世局嗟无尽，欲共巴山斗不平。⑺

反对内战群众大会后，全国各地也相继举行反对内战群众大会，一个轰轰烈烈的反对内战运动发动起来了。

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生六千多人，在西南联大举行了反内战时事晚会，进步教授费孝通、潘大逵等在晚会上发表反对内战的讲演。国民党军队竟包围了会场，鸣枪恫吓，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于是昆明学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自26日起联合罢课，表示抗议。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悍然冲进学校殴打学生，发射机枪，投掷手榴弹，杀死师生四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昆明惨案”。

昆明血案使黄炎培很震动。他义愤填膺，12月6日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提案：“请政府特派大员助查昆明学生及教员因反对内战在校开会惨遭杀伤，究明凶犯依法严惩以重人道而伸国法案”。同时他立刻致电昆明学生表示慰问和支持，电文说：“昆明西南联大祈转各大中学教职员学生公鉴：读报悉先生等以集会反对内战惨遭暴行，死伤甚众，惊悼莫名！反对内战出自全国人民公意，校内座谈更于公共秩序何妨，竟有人身穿制服向群众乱掷手榴弹，可云无法无天。除已由炎培向参政会提议请政府速派大员前往彻查真相，依法严办外，敬以公意表示无限同情，并掬至诚，特致慰悼。黄炎培、沈肃文、杨卫玉、俞颂华、孙起孟”⑻

12月9日，由“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的二十几个团体发起，在重庆长安寺举行“陪都各界追悼昆明反对内战死难师生大会”，黄炎培亲自参加群众追悼大会，公祭死难师生，并送致亲笔书写的挽联：

学生在学校里座谈，暴徒在群众中掷弹，谁指使那个凶手？

最高学府何等尊严，青年生命何等宝贵，请你们扪着良心！

内战如恶梦般地缠绕着黄炎培。他写文章说：“世界进化到现阶段，每一个人都在想站起来，每一部分人都在想团结起来，发挥自己的能力来解决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每一部分人，每一个人都在求得一个平安过活的日子，前者就是民主，后者就是和平。……今后任何一群的领导者，或参加决定它的行动者，还不了解这一要点，还想公开式的或阴谋式的用独裁——不民主、用武力——不和平来达成他的目的，不管他站在那一方面，我敢断定他的结果只有失败。……民主与和平是一条康庄大道。我所不解的，为什么有些人老是不愿走这条康庄大道？”⑼

二、组织政团，创立民建

1945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一股力量，叫做“职教派”，国民参政会中的三位参政员：黄炎培、江问渔、冷遹是它的代表人物，而黄炎培则是公认的“职教派”领袖。

但是，黄炎培总是力图把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他们的教育事业——中华职业教育社会分开。这有点近乎“掩耳盗铃”，但他们主观上确是这样努力的。例如，他们同意发展壮大了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独立出去，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要谈职教派与民建的历史渊源，还得回顾一下职教派的发展历史。

1940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

所谓“职教派”，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从事职业教育活动中联系和团结的一群人。而这些人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家有着血缘关系。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17年成立，积极推广职业教育，并于1918年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不能不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我国的民族工商业乃应运崛起。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工商业迫切需要不同于旧式封建经济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而职业教育正好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为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出不少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各种业务人才。经过二十多年，它所培育的人才已成长为民族工商界中一部分中层乃至上层的骨干。这些人，是中国民族工商业中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活动分子；有些是文化教育界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一般被称之为中间派。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当年夏天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使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感到严重的忧虑和不安。当年11月，“职教派”人士，就和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救国会派、乡建派的领导人，建立了第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后，又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作为“职教派”领袖的黄炎培是它的主要创建人。

“职教派”既然作为一个政团，参加了一个政团的联盟组织，而又想不把它和它的教育事业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混同一体，这是黄炎培当时急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经过“职教派”首脑人物的反复研究，终于想出了组织“国讯同志会”。以“国讯同志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可以说做到了和中华职业教育社“隔而不离”的程度。

“国讯同志会”于1940年1月5日正式成立，通过了章程，推选黄炎培为会长，江问渔、冷遹、杨卫玉为副会长。就章程来看，它只是一个社团组织，仅仅是一个政党的雏形。当时，曾经讨论要不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大家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就以国讯社的信条作为它的政治信仰。国讯社的信条订于《国讯》杂志创刊时，原为四条：一，高尚纯洁的品格，二，博爱互助的精神，三，忠勇义侠的气概，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在筹建“国讯同志会”时，增加一条“正确进步的思想”，一致同意作为信条的第五条。这五条信条，似乎是一种道德教条。黄炎培对它作过政治性的解释：“我们认为这些信条，不单是个人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也是人群结合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建国的重要条件。就说忠勇义侠四字罢，吾中华艰苦作战，抗战的意志越战越坚强，情绪越战越浓厚，不就是最明显的表示的一种吗？只有从这些方面，大家来倡导，来实行，民族前途才有希望。⑽……我们以为一方面主张民主，倡导宪政；一方面必须加重倡导个人修养。教育与政治，本无划分之可能，办教育，办职业教育，更不能自外于政治。同人办《国讯》，是以中华国民资格，矢愿追随全国同胞，共同竭尽这个有关立国基本的神圣义务。”⑾

“国讯同志会”的活动，有一些共产党员参加，并了随时向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领导人通报情况。当然，也不瞒着国民党人，邵力子、孙科、张群、张治中、王世杰、乃至陈立夫、叶秀峰这些人，和“职教派”的往来是很多的。1940年3月30日，“国讯同志会”曾组织讨论政治理论和对外公开的问题；11月2日，又讨论了“国讯同志会”的活动和章程立案问题。那天参加讨论的有黄炎培、江问渔、冷遹、杨卫玉、孙起孟、除子为、陆叔昂、柳健行等人。1941年3月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宴请黄炎培，有张群和王世杰作陪，黄炎培正式提出了“国讯同志会”，并要求立案。但始终没有获准立案。

当时正当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了。“职教派”是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三党三派之一。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举行成立会，参加成立会的共十三人，黄炎培、江问渔、冷遹都出席了。成立会选出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张君劢、章伯钧五人为常务委员，黄炎培当选为第一任主席。黄炎培担任民盟主席的办事原则是：“一，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之劝告；二，对内各个的求充实，整个的求团结；三，对各友团维持友好，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与之合作；四，在不背第一点之下，设法与国人及国际间相见，咸知吾人对国事之苦心与努力。”⑿

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国讯同志会”是一致的。显然，“国讯同志会”的活动，可以与民盟一并进行，不必独树一帜。但“国讯同志会”的活动也没有完全停止。如1941年10月，《国讯》出版香港版，黄炎培在香港胜华酒店举行酒会招待文化界人士，俞颂华、俞寰澄、吴涵真、潘朗等，都是以“国讯同志会”成员的身份出现的。此后，他们还以《国讯》和《宪政月刊》的名义，举办“宪政座谈会”，先后举行近二十次，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宪政座谈会”是当时十分活跃的重要政治活动。可以说，它在一个方面为以后成立的民主建国会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45年元旦，由黄炎培领衔，发表了《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署名者共六十四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国讯同志会”的成员，也是后来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献言》为四个部分共二十条，内容与当年末成立的民主建国会的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说，“职教派”——“国讯同志会”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力量之一；民主建国会与“国讯同志会”有着历史的联系，是有历史根据的。

1945年8月，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各界民主人士和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陪都”重庆的政治形势空前活跃。爱国工商业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军需民用的生产和供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在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之下，已陷于破产的境地。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等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他们所联系的一批知识分子，也是组成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奔走呼号，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经济政策，以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与中国民族工商业有着密切联系的“职教派”人士，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时代的呼声和要求，认为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黄炎培从延安访问归来以后，就积极酝酿，大大加紧了筹建政党的活动。

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报告筹备经过时说：“当时一般人看到抗战结束，团结问题渐见好转，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工商业前途更将乘抗战胜利而长足进展，一时社会对国事的责任感顿然浓厚。教育界黄炎培、杨卫玉接受了若干受过教育的职业青年的要求，商得工商界胡厥文同意，共约章乃器、章元善、孙起孟、李烛尘、施复亮、杨美真等，经过二十几次会商，草成各种文件。……”他又说：“……一部分产业界，一部分文化教育界。这两部分人，觉得为公为私，都应有这样一个组织，最初发起的一天是8月21日。……”。

这一天，黄炎培在日记上说：“偕卫玉访胡厥文，商组织问题，厥文正有同感。对章乃器、林继庸、蔡承新、陶桂林、顾毓瑔、吴致信（日用管理处副处长）、王振山、潘仰山、高事恒、吴羹梅、张禹九、张晓梅、张剑鸣、章剑慧、钱子宁皆评论及之。约28日（星期二）下午四时，共厥文、乃器、继庸、卫玉五人，在厥文家第三度谈。”⒀

当时，胡厥文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事。他和黄炎培是世交。胡厥文的岳父沈信卿，是著名教育家。在他主持下把龙门书院改为龙门师范；辛亥革命时力促江苏独立，任省府秘书长，创办同济大学，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职教社成立起，连续担任职教社的董事、理事达二十七年，直到1944年逝世。1940年黄炎培的日记上记道：“11月22日，胡厥文（保祥）来长谈。厥文为人：一，有理想，二，有办法，三，富于热情，四，思想前进。”⒁所以，筹建民主建国会，他们首先和胡厥文商量，是有历史渊源的。胡厥文认为，工商界的多数人不善于搞政治。他建议黄炎培与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章乃器合作。

章乃器是一位银行家，是当年救国会的领袖之一，对经济、金融有研究。抗战时期创办上川实业公司，组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与工商界往来密切，是当时民族工商业上层人士的主要智囊人物。章乃器认为“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流为政客活动”。他主张“动员不靠做官吃饭，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十分必要。”经胡厥文的中介，黄炎培遂与章乃器合作。民主建国会成立时所草拟的政纲、宣言等基本文件，大都出之于章乃器的手笔。

从8月21日起，黄炎培就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活动。他和各方面的人士广泛地接触和交谈，随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徐冰等通报情况，也和民盟、救国会领袖密切联系磋商。从开始筹建，就有一些中共党员参加。当然，他也不对国民党人完全隐瞒，但国民党当局是不予承认也不支持的。

经过二十四次筹备会议，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章程和成立宣言，选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施复亮、吴羹梅、王纪华、黄墨涵、胡西园、章元善等三十七人为理事；冷遹、沈肃文、彭一湖、张雪澄等十九人为监事。理监事会议又选出黄炎培、胡厥文等十一人为常务理事；冷遹、彭一湖等五人为常务监事。但由于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因此，并没有推选“理事长”等主要负责人。出席成立大会的发起人共九十三人，而先后签名发起的共一百三十四人。当天，黄炎培在日记上记道：“12月16日下午，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从8月21日开始筹备，至此完成，我被推为主席团之一（余为胡厥文，黄墨涵）。夜聚餐。”⒂

从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来看，约有半数以上是民族工商业和金融界中的代表人物和活动分子，还有半数是和民族工商业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它们是两股势力的结合，一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联系和团结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文教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一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的主要成员为骨干的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不讳言是中间派，章乃器、施复亮等都写过阐述中间派立场的文章。黄炎培也曾长期以中间派自居，不过，他从访问延安归来以后，即强调自己是“中间偏左”。他常说：罗期福说自己是中间偏左，我也以中间偏左为准则。他在11月26日拟草的《民建进行步骤》的材料中说：“本会需尽量强调并握定中间性的态度，不偏任何一端。如此虽不能取得任何一端之热烈同情，然亦可能获得社会大多数心理之倾向……本会对中国民主同盟须极端联系，庶期容易取得政府与社会之重视，且免除其别树一帜之误会，以致影响本会之发展。”又说：“吾人不拟向任何方面采取斗争态度，但须着重于实际工作，应尽力向工商界人士展开事工，直接为此辈谋福利。”

当时，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最大的利益是国家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持中间立场，是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并能普遍接受的。就黄炎培个人来说，他在访问延安时就说，他不是不问是非曲直的和事佬，也不是在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中持中立的，他是中间偏左，有倾向性的，有政治头脑的。这里有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1945年7月1日，除王云五外，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隆重接待。在延安的95个小时中，毛泽东和黄炎培长谈了十几个小时。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到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还把延安见闻迅速写成《延安归来》，由《国讯》杂志发表并出版单行本。由此掀起针对国民党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重庆16家杂志发表联合声明并赢得各地广泛支持。由此可以看出，黄炎培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

在黄炎培的思想影响下，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民主、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教育要普及、文化要繁荣等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同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相呼应，表明了黄炎培亲手创立的民建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爱国、革命、进步的性质。民建还在《政纲》中主张“全国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这“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这也是蒋介石政府所不愿接受的。所以，它虽然从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出发，采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但实质上是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主张相呼应，而为国民党当局所反对。

民主建国会的代表性人物李烛尘、胡子昂⒃、吴羹梅、胡西园、黄墨涵等，都是著名的爱国民族工商业家。民建会的另一位理论家是施复亮。他原名施存统，1920年和陈独秀等一起筹组共产主义小组，是共青团的第一任中央书记。他于1927年脱党，抗战期间任职于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主编《四川经济》季刊。由此而和工商界多有所联系。他参加筹建民主建国会，主张民主建国会持“中间立场”，认为这样可以“做共产党所要做而不能做的事”。但他后来说：“中间派决不是中立派，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中立；中间派也不是调和派，在是与非之间也无法调和。”

黄炎培是一个热诚的爱国者，他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悲天悯人，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他没有政治野心，有自知之明，他自认为“有特立独行的风格，不受恶势力的胁诱，但缺乏推翻恶势力的魅力和计划。”他说自己“在社会之渐变中间，不失为有力分子；但在社会突变时，绝不会参加主力军”。所以，他是从不以革命家自居的。

民主建国会在全国解放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由爱国的民族工商界人士以及与他们所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所组成。发起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民建政治纲领的核心是要求民主和建设。目前，民建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都建立了组织，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10万多名会员、340多个地方组织的具有与经济界密切联系的参政党。

[参考文献]

⑴《黄炎培日记》，第76页。刘湛恩，职教社早年同事，上海沪江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枪杀。张在森，江苏川沙人，毕业于军官学校炮兵科，1942年中秋之次日，与日军血战，阵地被敌攻破，避俘而自戕，殉国时年二十一岁。

⑵引自《国讯》第398、399期合刊。

⑶《黄炎培日记》，第77页。

⑷载《国讯》，第401、402期合刊。

⑸《黄炎培先生致国共两党代表函》，载《国讯》第401、402期合刊。

⑹诗载《国讯》第403期。

⑺诗载《国讯》第404期。

⑻诗载《国讯》第404期。

⑼黄炎培：《为什么不走这一条康庄大道》，载《国讯》，第405期。

⑽《国讯》，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黄炎培担任发行人的政治性杂志，创刊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名《救国通讯》，后简称《国讯》。国讯同志会的章程和会议纪录，一直保存在《展望》杂志社档案中。《展望》于1961年奉命停刊，全部档案下落不明。

⑾黄炎培：《我们为什么这样努力办〈国讯〉》，载《国讯》第367期。

⑿《黄炎培日记》第27页。

⒀《黄炎培日记》第77页。

⒁《黄炎培日记》第21页。

⒂《黄炎培日记》第87、88页。

⒃胡子昂应邀参加了民建会的酝酿筹备，但当时他是重庆市参议会议长，不便公开出面，因而他介绍了华康银行协理鄢公复参加发起，并给民建会以经济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