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黄炎培先生思想革命的重要时期。黄炎培先生说过：“就是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使人类职业问题获得最实际而圆满的解决，才能十足地完成它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坚定不移地追随中国共产党，把一生的智慧贡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深入研究这个时期黄炎培先生的思想，对于继承和发扬黄炎培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搞好职教社思想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不做官与做官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黄炎培闻讯以后，立即召开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向中共中央表明，响应“五、一”号召。这是民建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民建抛弃中间路线，站在人民革命一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时的黄炎培仍在特务监视下而蛰居上海，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他经由香港转赴解放区。1949年3月25日到达解放了的北平。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二十多位民主人士会面。翌日晚上，毛泽东又在百忙之中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4月15日，毛泽东邀请民建主要成员黄炎培、章乃器、孙起孟等十一人聚会，勉励他们为解放上海出力。24日，黄炎培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指出解放军迫近上海，呼吁上海人民迎接解放。在五月间，周恩来邀请黄炎培等民建主要成员，讨论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他们一致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民建以民族工商业者为骨干，包括公营企业者组成的方针。
这时，黄炎培深感已经从多年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深感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成功。他心潮澎湃，禁不住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民主人士中，黄炎培是首先喊出这个口号的。是发自内心的欢呼，表达了他对党和毛主席拥戴和敬佩之情，更意味着在新中国诞生之际，他决心追随中国共产党，为完成重大的历史使命，而开始他新的人生新的道路。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黄炎培代表民建在开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太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面，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会议中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一所新的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的那一天，黄炎培在天安门城楼上激动地和全体人民一同见证了历史的一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欣然从命。曾几何时，旧中国北洋政府曾两次邀聘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国民党也曾一再邀请他去做官。他都恪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坚持不就。如今年已古稀的黄炎培欣然从政。
他的儿子曾经问他：“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向儿子叙述了周恩来总理对他动员的经过之后，庄重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二、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的感情是长期革命实践之中逐渐积累和加深的。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是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炎培多称毛泽东为“润之主席”，而毛泽东称黄炎培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和“黄副总理”。以建国后为例，黄炎培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书信就有百封之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几封。有的信洋洋洒洒几千字，有的信则是几句短短寥寥数语问候。毛泽东亲笔给黄炎培书函达60余封。有的信向黄炎培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在信件往来之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既体现了两个人长期的革命友谊，又体现了党对民主党派的关怀和引领。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有很多佳话，即“索债故事”。黄炎培先生珍藏一部王羲之书法真迹，毛泽东借来一阅。约定一个月后归还。没有多久，黄炎培就打电话催问这件事。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工作人员马上归还，把这部书法作品小心翼翼的用木板夹好送回，并叮嘱必须于当天送到。毛泽东对于黄炎培催讨这部书法一事曾诙谐地说“不够朋友够英雄”。
建国时期，黄炎培先生始终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紧紧跟随毛泽东工作步伐，团结和带领中华职教社，发挥积极推动作用。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约黄炎培谈话，对民建的工作方针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重要指示。黄炎培听了以后十分兴奋。立即与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商量如何贯彻执行。黄炎培亲自起草了一份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审查。第二天，毛泽东回信，充分肯定了黄炎培思想上的进步。同时，又诚恳地提示要准确把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界限。毛泽东还在百忙当中为这篇讲话稿作了多处修改和补充。黄炎培读了毛泽东的回信和亲笔修改过的讲话稿，佩服万分。于当天晚上向毛泽东写信：“讲稿承亲自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面扔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不惟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
1955年11月，黄炎培先生因病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念念不忘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批示而努力。”不久，毛泽东回信，告诉黄炎培先生：“工商业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并叮嘱他：“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
黄炎培先生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往来也很多，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共领导人的敬佩之情。其中也有很多佳话。
1952年冬，黄炎培先生到南方视察，途径南京时，陈毅特地设宴欢迎他。席间，陈毅回忆起在延安时期的往事。延安时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曾经挂着沈钧儒先生之子沈叔羊的一幅画，题目是《茅台》。上面有黄炎培先生的题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陈毅深有感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毅即席步原韵和诗一首，以答谢黄炎培先生。诗曰：“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笔传韵事，需在江南饮一杯。”黄炎培听后也很激动，当场亦和诗一首：“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三、理必求真，事必求是
黄炎培先生一生都在寻求着真理。他曾参加过同盟会，也曾一度迷恋过中间路线。他探索大半辈子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后来回忆说：“使我认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了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主席教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真理所在了。”
一旦找到了真理，黄炎培先生就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全国解放以后，他紧紧跟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衷地表示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获吾心”。为了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带入社会主义轨道，他利用自己在工商界人士中的广泛联系和威望，配合中共中央做了很多特殊而不可或缺的工作，实现了他的“理必求真，是必求是”的誓言。
1950年，全国土地改革开始。黄炎培先生陆续接到一些地主的状告信。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达了这些意见。毛泽东从爱护的立场出发，多次亲笔写信，将各地土改材料送黄炎培参阅。还介绍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的陈丕显与他见面交谈。他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以后，决定下乡考察。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致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关照在黄炎培到了以后“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黄炎培临行前，毛泽东又邀请他面谈，告诉他苏南是已经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处考察。1951年1月，黄炎培先生一行离开北京，来到苏南农村。他像40多年前以《申报》记者身份考察教育一样，不辞劳苦地深入穷乡僻壤，了解第一手情况。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黄炎培心里踏实了，回京后亲自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考察结果。充分肯定了苏南土改的成绩，也找出了一些问题。黄炎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3年底，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春季，很多地方出现了“粮荒”。黄炎培闻讯后不禁忧心忡忡。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数次致函毛泽东，反映粮食问题。他还致信陈云同志，谈了自己对粮食的看法。为了详察实情，黄炎培再度南下。临行前，毛泽东致函黄炎培，叮嘱到：“先生此去下乡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6月2日至20日，黄炎培先后考察了无锡、苏州和镇江等地，听取当地负责同志的汇报，还直接去农村和农民了解情况。发现闹粮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捣乱，真正缺粮的农民只占极少数。他欣喜的看到，各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一致赞成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经过调查，黄炎培内心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回到北京后，他亲自整理了一份《江苏视察报告》，呈送毛泽东。还主动作了诚恳的检讨：“前一阶段自己对缺粮的看法，今天觉得是错误的了。今天我必须吸取这次经验教训，努力学习，全面分析，随时准备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但我还是知无不言，我认为还是应该这样做的，知无不言，有错必纠。”黄炎培这种襟怀坦白，勇于直谏的可贵精神，正是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感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的真实体现。因此，毛泽东一再号召党外人士学习黄炎培，做党的诤友。有一次，在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黄炎培：“北京政府有一时期要你去当教育总长，你怎么不去？”黄炎培说：“我的信念是，不看清是真理所在，是决不盲从的。”
四、双鬓斑斑知未晚
黄炎培先生晚年时，十分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荣誉，竭尽全力做好中华职教社的工作，使中华职教社的各项工作步入辉煌时期。
1949年8月，黄炎培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现的新生命》一文，表示“它一群人得到了充分的信心，来迎接新的时代，把最大的兴奋，来参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一群人并且已经清楚地认识了一点，就是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使人类职业问题获得最实际而美满的解决，才能十足地完成它最伟大的‘无业主有业’ ，‘有业者乐业’的使命。”同时认为“职业教育，是今后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国策实施时所必要采取的措施”。
1950年8月，举行建国后职教社第二次工作讨论会，作出《中华职业教育社关于工作任务的决定》。明确现阶段四项工作任务：1、试验、推广函授教育；2、充实与增设业余技术学校；3、联系本社主要任务，加强调查研究工作；4、通过本社业务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晚年的黄炎培先生，担任国家领导人，更是积极工作，奉献出毕生的精力。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黄炎培积极拥护，并与诸位民主党派商谈，拟一份意见书，呈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参考。“镇反”运动期间，对一些政策问题，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转发各地执行。对于民族工商业改造问题，黄炎培及其他领导的民建，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写出《各地工商情况反映》、《工商联、民建工商问题座谈纪要》、《私营企业劳资问题现状的一斑》、《私营工商业现存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的建议》等材料，上报中共中央，对于当时党的关于民族工商业改造，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思想上，黄炎培先生不断的提升，紧紧追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坦诚地向党表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在日记中写到：“我的思想改造，最大的敌人，就是个人主义。虽在努力克服，总还克服不了多少。显著的就是八十年自己的历史总是横梗心头，中间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免时与作祟（还有封建残余思想），慎防！慎防！慎防！”
1961年“五.一”晚会后，黄炎培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纵观建国以后黄炎培先生的光辉业绩，使我们感到，黄炎培先生不愧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职业教育家。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高尚精神，他的坚定不移跟随中共中央战略部署，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缅怀黄炎培先生建国后的历史，对于我们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坚定中国自信，迈向伟大的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