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办学 教育救国

我父亲黄炎培，1878年九月初六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城厢镇兰芬堂七十四弄一号。他借住于亲戚家的房子，14岁丧母，17岁丧父。他不忘自己的孤苦出身，自题《黄炎培家中挂联》：

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

切莫奢侈过分，听到处向隅而泣，诚问你独乐何心。

父亲不仅要求我们把这挂联挂在家里，而且要求我们背下来。

他反对称母亲的父母为外祖父母，称女儿的儿女为外孙儿女，他认为，这个“外”是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的看法。

1901年，父亲23岁，到南洋公学就学。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先生，有一天，蔡先生招全班同学谈话，说：“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父亲一直记住蔡元培这几句话。

第二年，父亲与他姑父一起去南京应江南乡试。这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年乡试已由传统的“八股”改为策论。父亲因为学了国际法，所以在做策论《如何收回治外法权？》时，议论风生，鞭辟入里，获得主考官青睐，中了举人。

父亲中举后，回到南洋公学，学校发生大风波，被强行解散。当时清政府在签订《辛丑条约》后，命令各省州县办小学，把旧式书院改办学堂。川沙城里正好有一个观澜书院。趁此机会，父亲与几个同学一起商量，大家认为只有教育救国。1903年正月末，观澜书院改名为川沙小学堂，父亲被聘为总理，不领薪水，连膳食也回家自理。

半年后，父亲等四人却因在南汇县新场演说而被拘捕。那时清廷因上海章太炎、邹容案，通令各县查拿革命党。实际上父亲当时还不是革命党人。父亲被捕后，演说的发起人找到基督教上海总教堂见美国人步惠廉总牧师，请求他营救父亲等人。当时的南汇知县戴运寅一因害怕外国人，二因毒瘾发作，同意放人。那天十二点后，就地正法的电令到，幸好父亲已经出狱，逃往日本。同年底，戴知县已被撤职，父亲回国。

回国后，受杨斯盛先生邀请创办广明小学。1905年7月，蔡元培先生邀父亲到家里，要他加入同盟会，父亲说：“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因此加入同盟会。一天，父亲接到法租界麦兰总巡捕的名片，邀请父亲去他家。父亲不知何事，没有去，让杨斯盛代替他去，麦总巡责备他。第二天再去见麦总巡，麦说：“孙文坐法国兵船来招你去。”那时孙先生已经坐船离开了，因此父亲没有见到孙先生。辛亥革命后，孙先生脱卸了政权，在上海写《孙文学说》，一天找父亲对谈，与父亲探讨“知”“行”问题，还请父亲修改他的学说。

1906年，浦东中学开办，杨斯盛先生购地四十亩，让父亲总负责。父亲把一个新兴的教育机关，办得如火如荼，很快成为南方一流中学，时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但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说父亲宣讲排满革命。端方命令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毛庆蕃问杨先生，黄有没有革命嫌疑？杨先生说没有，愿以身家担保。第二天，毛庆蕃再见父亲说，你读那么多书，选择那么精确，谁说你是革命党？临别时还说，你好好努力办学，学校是办得很好的，我亲眼看过了的。隔了几天，苏发布一道公文，长三千言，结语：“今后如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从此立案不准，以免冤枉拖累好人。”实际上，当时父亲是同盟会上海干事。

1905年，父亲参与江苏学务总会，后改名为江苏省教育会，张骞被推举为会长，父亲被推为常任调查干事。当时江苏各县发生新旧学堂冲突，父亲实地调查，公布报告，取得双方当事者接受，平息了学潮。江苏六十三县，父亲的足迹遍及四分之三。

1909年，清廷按照筹备立宪清单，各省设立咨议局，选举议员。父亲当选了。那年9月，咨议局120位议员南京开会，张骞被选为议长。父亲当选为额定16名常驻议员之一，负责调查省政。

辛亥革命爆发，当时父亲担任江苏咨议局常驻议员、上海公巡捐局（上海地方性的权力总机关）议董、江苏省教育总会常驻调查干事，苏州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江苏苏、松、常、镇、太五属人民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会议，公推代表去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父亲被推为代表之一。江苏宣布独立后，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父亲被留在都督府办公，负责参与起草新的官制和向所属各衙门收取印信。后来被任为教育科长、教育司长。程德全辞去江苏都督后，父亲也跟着辞职。新任省长韩国钧到家里坚邀父亲继任，父亲不愿意。韩国钧说，那你去南京帮我开个场，父亲说，开了场就走，请谅。后来张勋被任为江苏都督，要为他母亲做寿，有人来逼父亲同具名，父亲留书韩国钧，翩然而行，那是在1914年3月。父亲负责江苏教育行政约三年，1913年订立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该计划直到1927年蒋介石政权成立才被打破。

袁世凯最早师从张骞。北洋政府成立后，张骞为农商总长。一天，袁语骞：闻江苏有一黄某，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骞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需要留个把人的。”后来张骞亲自把这件事告诉父亲。袁世凯有一天语人：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遇官不做，遇事生风”。后来北洋政府两次发表父亲为教育总长，父亲坚辞不就。

父亲不当官，后来蒋介石也多次让父亲当官，父亲也不愿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周恩来请他，你一定要出来当官，他也不肯。后来，周恩来三次到我们家里说服了他，他就当了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后来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三十载奔走为职教

一个浦东中学的学生家长曾来找父亲。他说，我儿子毕业了，读大学承担不起，做生意珠算不熟，英语不能说也不能写，国文能写但不会应用，失业在家。请问先生，这该怎么办？黄炎培竟一时无法回答。

父亲办学十年，感觉教育与社会脱节，致使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大问题，这让他内心痛苦。1914年，在《申报》创办人史量才的资助下，以《申报》旅行记者身份考察东部沿海各省的教育，行程千里，历时十月。他发现，毕业即失业这种现象非常严重，一方面，毕业者学不适用，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谋生之路；另一方面，人人想做官，当律师，于是政法学校大剩，一些学校不顾办学条件，因有利可图，也办政法学校，学校赚了钱，学生却走投无路。因此我父亲感叹：

今青年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比比皆是。苟常此不已，教育越发达，失业者越多，凡利高者有利，成何时？

父亲的足迹远至美国、菲律宾、日本，每到一地，必以详细的笔记进行通讯报道。他调查的领域之广、著述之丰，以至于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

1915年到美国考察，在纽约意外接到爱迪生的邀请，邀其参观他的发明。爱迪生告诉父亲：“我老了，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允许我把这座电机厂，带到地下去，让我继续有所贡献。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上海是大都市，现有一种新发明的播音器，请你完全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如果上海也有这样的播音器，双方通了电，上海人会同样地听到你的这篇话。”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坐下来，对着播音器说：“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取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走上幸福的道路，上海是中国的大商埠，纽约是美国的大商埠，我愿代表中国人民提出这点希望，和敬爱的大科学家爱迪生先生在这里握一次手，祝先生长寿！”说毕，不几分钟，同样的方言和声调放出来了。

父亲在美国参观了18所中学，发现竟有17所开展职业教育。这样的考察让父亲看到中国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一方面当时的时代已经是大工业时代，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对外开放的中国洋火洋货泛滥；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处于农耕社会，世代相传、口口相授的学徒制。

父亲从1902离开南洋中学办学起，15年过去了，现在他明确了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目标与方法。1917年，父亲以梁启超、蔡元培、伍廷芳等48位社会名流联谊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职业教育。这些社会名流包括学界元老、工商巨头，政府要人。“惟先劳而后食兮，嗟我人群之天职”，作为社歌的开头。第二年，中华职业学校在上海陆家浜开办起来。职业学校位于上海老城区外的移民区，学校明确规定“应收寒贫子弟入学，学费酌量减轻”的原则。学校校门的对联：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劳动神圣”、“双手万能”成为学校的标语。

父亲为了办好职业教育，翻阅了40年来的海关贸易册，调查清楚了货物状况，再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先后开设了铁工、木工、珐琅、商科等课程，也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校办企业中华珐琅厂和中华铁工厂。为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又蕴含着振兴国货的目的。但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使教育观念被制度化了。金榜题名、升官发财，成为中国人光宗耀祖的正道。中国的教育历来是“学而优则仕”，因此传统观念认为，这糟蹋了教育，在课堂上从商，在黑板上种田，在纸上开机器，让神圣的教育斯文扫地。

但是，反对声音依然不能动摇父亲办职业教育的理想，这就是我父亲身上耿直秉性的体现。

职教社是非营利的民间团体，没有政府的资助与支持。为了解决资金匮乏问题，父亲到南洋募捐，与侨界领袖陈嘉庚一见如故。陈嘉庚亲自主持南洋的募捐，捐款源源不断。父亲经手无数钱俩，却从未谋取一丁点个人利益。

在全国，他与职教社同仁创办了一系列职业学校、职业中心学校、职业指导所和残疾人职业服务处，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与当年老师蔡元培一样，父亲嘱咐他的学生：利居众后，则在民先，千万不要离开群众。

数学家华罗庚与经济学家顾准都出身贫寒，十多岁时都曾求学于中华职业学校。该校学生被赞誉为“中华牌”，大受欢迎。不仅在北京、上海有职业教育，就是在新疆、甘肃都有职业教育学校。在黄炎培与职教社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于1932年颁布了《职业学校法》。

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为了振兴职业教育，他几乎跑遍了全国。在中国几十个省市调查期间，父亲更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村中农民生存的窘迫，命运的多桀，眼见血淋淋的景象，长叹道：“在中国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

由于形势发展、社会力量和社内力量的推动，职教社的事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首先是推行职业教育。全国各地纷纷兴办职业学校，职业教育一时成为新的风尚。在抗战期间，据教育部1943年统计，全国共有职业学校384所，学生67227人。其次，推行职业指导和职业补习教育。1927年设立上海职业指导所，指导并介绍青年学生就业，全国各地把这个工作逐渐重视起来。再次，社办定期刊物除《职业与教育》月刊外，还有一种《生活周刊》，由邹韬奋主编，发行多达十万份以上。

黑纱十四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把父亲视为“学阀”，下令通缉。江苏省教育会被撤销，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被封闭，浦东中学被改组。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捣毁，迫令工作人员签名预写的“黄炎培反动证明书，”但没有一人肯从。还想接收中华职业学校和工厂，全体教员、学生、工人坚决抗拒。蒋介石手下一位和父亲素不相识的青年，深夜叩门对父亲说：“将暗杀五人，中间一人是章太炎，一人是黄先生。快走！快走！天明就太危险了。”父亲和母亲星夜离家躲进亲戚家，天明购票去苏联，临时被阻，改去大连。

1931年，父亲离开大连，蒋介石托父亲同学邵力子邀他去南京谈话，要父亲搬到南京住，他没有答应，说要去日本考察职业教育。在日本看到大办青年团，反华备战气氛很浓，买了三本暴露日本军阀侵华计划的书。匆忙于4月24日回国，脑海里充满日本必将侵华的预感，奔走相告，有人却嘲笑他杞人忧天。5月，父亲去南京，面告蒋介石，并给在日本购得的三本书。蒋默不作声，请父亲转告外交部长王正廷。但见王后，王大笑，说：“如果黄任之（即黄炎培）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父亲说，很好！我但幸吾言不中。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父亲急匆匆地赶到朋友家，通报这个消息，而他们正在打牌。父亲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有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要你一个人起劲。他大怒，一拳打到牌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

我记得很清楚，我听到父亲哭了，他说国家要亡了，怎么办？他一哭，我们也跟着哭。他就在左臂带上黑纱，直到抗战胜利才取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组织抗日救国研究会，去南京诘问蒋介石和外交部为何不抗敌。正与王正廷谈话，学生抗日请愿团拥入殴打王，王负伤，父亲在日记上记着：应该！应该！

淞沪战事爆发后，父亲又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援前线军需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申报》创办人史量才被推为会长。一天，蒋召史和父亲去南京，谈话甚洽。但临别时，史握蒋手慷慨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此后，蒋就多方为难申报馆，一度报纸被停邮，逼报馆解除陶行知与父亲职务。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暗杀于杭州郊外自杭回上海途中。

为了支持淞沪会战，职教社的《生活周刊》改为日刊，通过它与报纸向各界征募军需品，供应前方。

1936年初，黄炎培受卢作孚之邀去四川游览考察。父亲已预见到日本将侵略我国，战事必扩大，四川势必成为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要基地。他说：“一旦海疆有警，长江下游被敌人封锁，四川省之影响，真是整个的国家生死关系。”三个月内他走遍了四川省24个县，感慨道：“如一局危棋，造成两个眼到此地步，想东邻亦将有所顾忌。”“进可以战，退可以防，此全国厉害与川之利害，站在一条路线上者也。”

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以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负责人七人，被蒋介石逮捕，羁押于苏州候鞠讯，引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议怒潮。父亲于这年端午节日访问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于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来蒋迫于众议，沈等全释。

1945年8月10日晚8时，重庆市里宣传日本投降了。一时远近欢呼，爆竹之声遍发。父亲在日记里写到：“自‘七七’以来，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中间日寇残杀我国同胞，不知多多少少！万恶的军阀投两枚原子弹，牺牲无辜的日本人民，又不知多多少少！我个人呢，十四年来的心力，徒为抗敌救国耳！读杜少陵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感不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