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先生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我国职业教育的奠基者。建国后，他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是我党重要的统战对象。因而加强对黄任老的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研究的需要，并不仅仅是职业教育一个行业或其他某一个领域的事，也只有全面展示黄任老人格、精神和业绩的各个方面，才可以使后人更好地学习、继承其职业教育思想的精神财富，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一、丰富的新闻传播实践及其大量作品

黄任老不是专业新闻传播工作者，但检索一下先生的作品目录，就会发现煌煌千百万字居然泰半是在报刊或首先在报刊上发表的，其数量远大于很多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任老说“我自1914年起即在申报馆任事”。（《八十年来》文汇2000版）其背景是民元后他先后任江苏都督府教育科长、教育厅长，旋随都督程德全、省长应德闳辞职，后虽应新省长韩国钧之邀赴宁，但当即因新都督张勋逼官为其母祝寿而挂冠。此后即用江苏省调查会常任干事名义，南下江西、浙江、安徽，北上山东、北京、天津，旁涉教育比较先进的美国、日本及菲律宾考察。为解决旅费开支，“商之申报馆以旅行记者‘抱一’的名义写稿，按期发表于《申报》；商之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社，所有教育情况和评判，按期发表于《教育杂志》”。历时三年多的考察使任老眼界大开，每日考察所得形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一、二、三集。此后几十年间，任老也不断有新闻报导和论说文字见诸报刊。

稍考察一下中国新闻传播史，就会发现我国自有报以来，办报一直被目为“文人末路”，（《上海闲话》引左宗棠语，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前虽有天津的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以道员衔联手办《国闻报》，但严等从未有新闻采访作品，评论亦从不署真名，纵然主张变法的光绪询问都失口否认。后有京官沈荩激于义愤泄露中俄密约内容，被慈禧庭仗致死，但沈只是偶一为之的“访员”，再后《苏报》案中的陈范是免职的铅山县令。如不论康梁曾有帝师之尊，下及通讯名家黄远生辞官入行，均持某部行走一类官秩，而以一大省教育厅长、同盟会元老自甘为记者的，黄炎培先生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确有其独特地位，体现其一直不以官权为意的思想。

任老的的新闻实践无疑丰富了报刊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着时弊，它们无言地展示着先生对新闻传播媒介乃至新闻传播事业的认识。对此，即使激进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在批判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时，也得特意指出：发表于这些刊物的黄炎培的文章朴实。（《新潮》月刊1919年4月罗文：“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因此，黄炎培的新闻作品本身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除这些见诸媒介的贡献外，先生对于我国现代媒体的建设和发展也有过突出贡献，其一生创办十多种刊物，影响过更多刊物。如《教育与职业》、《生活》、《国讯》、《展望》等，有的至今生机勃勃，为国家核心期刊，但似均未进入新闻研究者或其他“黄学”研究者视野。

二、黄炎培与韬奋和生活系列刊物

早在职业教育社甫成立的1917年，任老即创设了《教育与职业》杂志，检阅历年目录，韬奋的名字最早出现于1923年2月出版的第42期，题为《职业教育之鹄的》，署其本名邹恩润，此后所做渐多。（《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59年版）这应该是韬奋大学毕业任英文秘书一年余，投书任老并经其面试进入职业教育社后的作品。正是由此起步，韬奋才成为我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新闻出版工作者，成为我国进步新闻记者的杰出代表。

顺便指出，新闻传播学著作多以韬奋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始于1926年10月，似不确。即抛开韬奋编辑《教育与职业》的经历不计，他进职教社后还曾在《时事新报》工作了一年多，只消真读过韬奋《经历》者都会了然。该书写到：进入职教社到接办《生活》周刊的四年间，除参与编辑《教育与职业》外，先后译著出版了《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智能测验法》、《职业指导》、《职业试验》第二辑、《职业心理学》、《书记之知能与义务》等职业教育丛书。如许成绩，邹的努力无疑是超常的，而黄的帮助又何少的？

黄炎培不仅为韬奋提供了取得这些成绩的机会和平台，还虑及职教社每月只能支付其60元，特意介绍韬奋半天到江苏教育会的“科学名词审查会”工作，允其到学校兼课，再挣一笔薪水，一度允许他把社的工作挪在晚间处理，白天到《时事新报》。更重要的是黄炎培还使他获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该书回忆：我记得第一本编译的书是《职业智能测验》，我是破题第一遭，但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黄先生拿着我依样画葫芦地翻成的三万多字，跑到桌旁，对文字做诚恳地批评。他说：编译书时不要忘了我们的重要对象是中国读者。我虽不爽，但先生的理由很充分，尤其是他指导青年时那种心平气和、轻声解释的诚恳态度。他看了我重写的后又大加称赞，不但自己欣赏，还交给沈信卿先生看，沈先生看后也大加鼓励。韬奋这些白描，能不使我们艳羡他遇到一个如许上司的教诲吗？

韬奋并不简单认可职业教育对社会的改造作用。（见《经历》—引注）虽认真但并非愉快地工作着，但随即就有件他很感兴趣的工作落到头上。他说：“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并不是我创办的。当时（指1925年10月—引注）职业教育社原有一种月刊叫做《教育与职业》，专发表或讨论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但是该社同人觉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只适宜发表理论或有系统的长篇事实；为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起见，有创办一种周刊的必要，这是最初办《生活》的意旨。大部分篇幅都是登载各报上收集下来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此外有一短篇数百字的评论，随着有一两篇一两千字的的论文。《生活》这两个字的名称是杨卫玉先生想出来的，第一位主笔公推新由美国学银行学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其余同人轮流帮着做做文章，我在最初也不过轮流帮着写些文章的一人而已。”（此节引文均见《经历》三联78年版）

我们的大段引述，意在证实这是韬奋的认识，而非别人加于他的。“大概办了有一年的光景，王志莘先生因入工商银行任事，没有时间兼顾，职业教育社因我原担任着编辑股主任的事情，便把这个周刊的编辑责任丢在我的身上。”随后《生活》在韬奋的艰辛努力下，由1926年的期发2800份窜升至1931年的10多万份和转年的15.5万份，创旧中国杂志发行量之最。（同时期的报纸发行量之最为《立报》所创，主其事者为成舍我先生，即本社成思危理事长之父。--引注）随之发行费和广告费收入不断增加，《生活》的经济状况迅速改善。韬奋说：“我可以尽量运用我们在这两方面的收入，扩充我们的事业，没有十么‘老板’在后面剥削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感谢职业教育社。”他自承“我和徐孙诸先生都只是雇员，原没有支配的全权，但是职业教育社当局的诸先生全把这件事看做是文化事业，一点没有从中取利的意思。”“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激职业教育社的，是《生活》周刊由我接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主持，而且随着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业教育社一点也不加以干涉”。因此，“《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些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业教育社当局的诸先生。”“职业教育社诸先生深知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不妨让它分道扬镳向前干去，允许它独立，由生活周刊社的同人组成合作社，继续努力。在这种地方，我们不得不敬佩职业教育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众所周知，职业教育社诸先生正是以黄炎培为首啊！（韬奋在该书还谈到生活合作社最大股款不得过2000元，到了2000元就根本没有利息可拿，500元以上的利息也比250元的少一倍，工作人员都是靠薪水糊口养家等，因与本文题目关系不大，略去。--引注）

事实上，《经历》写于1936年以“七君子”事件被羁押的狱中，他无法讲出的背景是要保护任老和职教社。生活脱离职教社根本就是政治高压的结果，随着《生活》态度日益激进，国民党当局多次给黄炎培和职教社施压，黄均婉拒。当局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借口禁止邮寄《生活》后，是黄“使尽技巧”，竭力予以维护。32年底，蒋介石专门把黄召到南京申斥，要《生活》改变态度，拥护国民党。至此，他们才商定，《生活》脱离职教社，由韬奋独立办刊，从而既利于杂志发展，又保护了职教社。而33年初即传出韬奋上黑名单的消息，7月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与职教社签约脱离关系，当月韬奋出国流亡，越半年，《生活》被封，可见“脱离”完全是分而不分的策略。再后皖南事变，韬奋再次出逃，又于深夜哭别黄炎培，把生活的事物交黄善后。全国56处生活书店除已被查封者外，有的人员和资产即转到职教社，职教社新成立国讯书店，部分生活书店就直接转为国讯书店，而负责人就是原生活书店的负责人。（尚丁：《黄炎培》人民86年版）

韬奋于1943年7月因脑癌从苏北抗日根据地潜回上海治疗，次年7月逝去。曾有权支配生活大量资产的韬奋不曾自己占用一分，竟至无力救治，中共中央曾派员赠款。（徐雪寒：《临终前的韬奋先生》，《新华文摘》82年第12期）前些年总社邱总安排各省社负责人到 上海，邀请任老前秘书尚丁先生讲社史。尚老谈到韬奋逝世后，其夫人沈粹慎即住在现在上海社办公楼里第三层的楼梯间（即两层楼之间的侧面房子），黄炎培与尚丁则分别住在该楼的第二和第四层同一位置，借以保护和节省韬奋遗属的开支。笔者因讲授中国新闻史，曾再访尚老和黄大能先生予以证实，并告知韬奋基金会转请韬奋之女邹嘉骊同志查证。由此也可以看出任老与韬奋之间的特殊情怀。联系黄任老也曾卖字疗贫，可见乃辈确是一心为公，绝不化公为私的，令人钦敬不已。

由上应能看出，正是黄炎培及其职教社创办的《生活》周刊，为韬奋这位伟大的新闻工作者的成长和展现才华提供了平台，并时时努力帮助着他。那个救亡的时代需要韬奋式的记者，黄炎培和职教社为此作出的贡献理应客观地载入新闻史中。

三、黄炎培与《申报》和史量才

《申报》是英商美查于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商业性报纸，至1912年由其买办席子佩转手于史量才，计40年。坊间有专书研究这四十年，兹不论。前引黄任老称从1914年即在申报馆任事，是因为他与申报主人史量才为“挚友”（尚丁先生语），而他在申报的“任事”也不是可以泛泛地理解为仅是投稿谋生。号称国内数一数二大报的《申报》，1912年史量才接办时的只有7000多份，但十年后庆祝创刊五十周年时就发展为销数50000，实力雄厚的大报。这是因为申报采取措施：扩大广告业务，积累发展资金；设立发行推广科，大力向外埠拓展；引进先进设备，创造竞争能力；新闻重于言论，保障生存条件等等。（复旦大学：《简明中国新闻史》福建人民86年版）但这些创新总需要一个部门提出或设计吧？任老在申报的职司正是设计！始叫申报馆设计专员，黄又引荐李公朴和陶行知，扩为设计处，并一直维持到史量才被刺杀，其后即未闻信息，终于何时，笔者未尝考。有史为证，22年4月，申报推出大型学术纪念册《最近之五十年》。该书用近一年时间编成，收集有国内知名学者60多篇专著，分为“五十年来之世界”、“五十年来之中国”、“五十年来之新闻界”三编。复旦本正确地指出：这“标志着《申报》已经成熟了，成为一家大型企业化大报”。徐铸成先生在《报海旧闻》里回忆：他进中学的第二年，先后看到《新闻报》三十年和《申报》五十年的纪念册，“题名为‘最近的五十年’，硬面精装一大本，记得也有史量才、陈冷血、张竹平等的‘玉照’，也有新旧馆址和新式印报机的照片，文字中也有关于申报本身的内容，而主要内容则是胡适等所撰的《五十年来中国的文化》、《五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等，因作者基本上是这一行的权威，内容也充实可信。这就比《新闻报》的纪念册高明的多了。听说编辑、设计，都是由黄任之（炎培）先生主持其事。黄是史量才的好友，他们长期合作从事社会工作。”（上海人民81年版）事实正是，史量才也列名为职教社发起人之一1924年3月申报为职教社开辟副刊《教育与人生》周刊，其24期即“职业指导专号”，二人的合作呈现多面性。

由苏联回国后的戈公振1929年至1932年，也正是担任着申报总管理处设计处副主任，陶行知为顾问，黄为主任，先后推出一系列革新措施，30年5月18日创副刊《图画周刊》，即由戈主持，当时人们认为在技术上可以和《纽约时报》的《星期画刊》媲美。（《新闻研究资料》总第52期，中国社会科学90年版）32年更一气提出12项革新举措：7月，创办《申报月刊》；12月开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由李公仆主其事，史逝世后独立于申报，改称量才图书馆，抗战后出版了著名的《读书生活》，发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李达《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艾思奇《大众哲学》，引领了一代青年。申报副刊《自由谈》的改版，更成为反文化围剿的主战场，其中仅鲁迅一人就用48个笔名发表143篇文章，详见其《伪‘自由’书》；转年相继创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史逝世后亦独立于申报，改以量才命名，亦由李主其事）；并发行《申报年鉴》、《申报丛书》，印制国内首创的《中国分省地图》等。这一批虎虎生威的革新，固然离不开史量才的雄心和财力，又怎么能离开这个当时就被称作其“智囊”的设计处及其主任呢？（见山西教育版《中国近代新闻思想概论》）。

特别是在政治上，申报在“九•一八”后爱国热忱高涨，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依赖“国联”遏制日本，主张依靠民众同日本侵略军做“自卫之背城战”。屡屡不顾国民党当局禁令，报道进步运动和灾荒，全文发表宋庆龄“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

史还任“上海地方市民维持会”会长，黄为秘书长，维持上海商业和金融稳定，为十九路军抗战筹集军饷，发动各界救济、收容从战区逃到租界的难民，在关键的时刻站在了民族和进步一面。其内因固然重要，外因岂可忽略？《八十年来》称：“‘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之夜，我从申报馆到史家。史正和一群朋友打牌。我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要你一个人起劲！’我大怒，一拳打牌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别人说：收场吧。”

黄未提及具体人，但将其放在史量才之死一段里，念其一生宽厚，写书时又“位极人臣”，无需对亡友不敬，他要给我们传达什么呢？至少应说明黄对史是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吧！

虽今日新闻学著作未提及任老贡献，但同代的蒋介石对此实心知肚明，他强求史辞退黄，唯史答：黄为一闲职尔，予以拒绝。然则闲职何不退？当是“间而不闲”！新闻史上有段未见考证的谈话或与之有关，讲的是史量才与蒋介石决裂时的谈话。《报海旧闻》讲：“我曾听说，蒋对《申报》和史不满，已非一日，当时也在上海地方协会挂名的杜月笙曾拉史到南京见蒋，企图调和他们的‘矛盾’。谈话并不融洽，蒋最后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然回答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八十年来》道：“有一天，蒋招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恰。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十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此后，蒋叫陈果夫、陈立夫与申报馆多方为难，一度报纸被停邮，逼报馆撤几个人的职务一个是陶行知，另一人就是我。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史被暴徒狙杀于杭州郊外自杭州回上海途中。凶手传是军统特务戴笠训练的杭州警官学校特工人员。”两相比较，在当事人和传闻之间，尤其蒋的口吻之际，黄的回忆当更真实一些。联系黄此时思想亦剧变，正与史相衬，莫非以黄把主要精力放在职业教育，没上阵操刀做一报纸首脑，即略视其在幕后为申报进步，乃至中国新闻发展所起的作用吗？须知，他是连全国教育总长也不屑于当的人！

检新闻史有不少把主要精力放在其他事业上，但以其在新闻业的贡献列入传播史者，如于右任、吴玉章、胡乔木、邓小平等，或许任老是职业教育做得太有影响了，抑其为民主人士等原因，他在新闻传播业的贡献迄未引起注意，即提到建国前有重要贡献的《国讯》，也很少提及创办、领导或所有者的黄炎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