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线上查询上海地面出现的历史人物，发现黄炎培先生竟然被列在文学家一类，令我好生不解。纵观黄老一生，怎么也应该是个教育家或者实业家，起码是半个政治家，不能因为出过几本书，就此册封为文学家。同样的事发生在今年夏天支社组织参观“内史第”时，同行有人看到厅堂内挂着许多黄老的墨迹，便问我：“看这光景，黄炎培应该是个书法家吧？”我不置可否，笑而无答。
趁今年职教社张罗黄炎培先生诞辰135周年庆出纪念文集的当口，也就顾不上浅陋之嫌，凑份热闹，来说说黄炎培先生的书法艺术。
在现存能一饱眼福的黄老诸多遗墨中，我最为欣赏的就是这幅字。笔墨淋漓酣畅，字形豁达刚劲，简洁自然爽朗，儒雅蕴藉潇洒，岂非炎培先生一生性格之写照！中国“字如其人”历来的说法还真有几分道理。
普通的写字同书法作品的区别在于：后者是遵循中国传统意义上一定的书写法则所刻意为之的作品。而称之为书法家的，简单来说就是以书法为主要创作的艺术家，或者说是精通书法艺术的人。其实，书法家一词在近代才出现，书法以前是古代文人必须具备的“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能之一，也是通向“学而优则仕”官途的必备利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炎培既不是传统亦非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家。对于他来说，写得一手好字是天经地义的。拜读黄炎培自述体的回忆录《八十年来》，书中详记了他少年时代在内史第的汉石经室读书情景，却只字没提临池摹帖之事。翻遍他所有的日记，也很少发现有关专门研究探讨书法的文字，足以证明黄炎培此生志不在当一个什么书法家。对于一个二十一岁中了秀才、二十三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第一次参加了江南乡试一次便中举的他来说，阅读大量经史子集、熟谙诸多经典名篇、能写一手娴熟的台阁书体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况且，黄炎培出生并从小在“内史第”沈宅长大。沈宅——原为清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内阁中书沈树镛的住宅。主人是一位博学多才、能诗善画的学问鉴赏家，又是一位“富甲东南”古籍、书画、金石碑帖的大收藏家，其中最珍贵的是沈于同治二年（1863）所得的汉代熹平石经宋搨残片，原为“西泠八家”之一黄易收藏，上有翁方纲、毕沅、孙凋如、王念孙等名家题跋。沈树镛后又得孙承泽藏熹平石经残字，于是便在“内史第”内宅楼上专辟一室，名曰“汉石经室”，有何绍基、赵之谦等书法家为之作题记。黄炎培的童年及青少年读书时期，基本都在“内史第”的书房汉石经室度过，室内大量的珍稀法帖、名碑宋搨一定使他如鱼得水般大饱眼福，经年累月地浸润其中和潜心研习，夯实了他的旧学根基，培养了他非常深厚的书法功力。
说到他书法功力的深厚，除了上述渊源透底之外，最能说明的事实就是他那段“卖字疗贫”的故事。众所皆知，黄炎培一生概不做官，当年北洋政府曾两次电召他就任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弄得袁世凯摇首直叹：“江苏人最不好搞，‘与官不做，遇事生风’”。既不愿接受政府的丰厚俸禄，但子女众多，又需要担当，于是他上街摆写字摊，曾留下润格短文，读来妙趣横生，云：“渊明不为五斗折腰去做官，我乃肯为五斗折腰来作书。做官作书何曾殊，但问意义之有无。做官不以福民乃殃民，此等官僚害子孙。如我作书，言言皆己出；读我诗篇，喜怒哀乐情洋溢；读我文章，嬉笑怒骂可愈头风疾；有时写格言，使人资儆惕。我今定价一联一幅一扇米五斗。益人身与心，非徒糊我口。还有一言，诸君谅焉。非我抬高身价趋人前，无奈纸币膨胀不值钱。”一段话，既反映了他对世俗不满的愤慨，也显示了独立高尚的人格品性。虽然，他的润格比起当今的那些以此营生的书法名家动辄几万一平尺来不堪相比，但当时能有人买账，能做到养家糊口，济一时之贫，也从侧面反映出黄炎培先生的书法已经相当有水准，能赢得市场的口碑。
书法史上艺术成就比较突出的书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法则上追求尽善尽美甚至达到极致，好像是专门为后世铸造范模的，比如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赵孟頫等；还有一类是讲究流露真性情，追求所谓“无意于佳，乃佳”之独特效果，除了其手下功夫都臻一流之外，后者的境界更难企及，因为更多地融入了书道以外的功夫如胸襟和学问等。力图在表现自己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比如张旭、苏东坡、康有为等。这类书家的书风很难成为后世的楷模，是因为他们不拘常法，标榜“我书意造本无法”的神来之笔，你只能学习他们的精神，借鉴他们的创新，努力汲取书外功夫的文化素养，方能步其尘后，或会望其项背，如果拘泥于形似，则必死无疑。纵观黄炎培的书法实践，应该属于后一类。
从这两幅作品中，可以看出黄炎培书法历程的大致线索。右边这幅楷书带有早期受传统台阁体影响的痕迹，但略经变化，则巧拙相济，写得雍容雅逸而不俗。左边这幅则已经形成他那圆润刚劲、儒雅自然的独特书风，用墨丰沛，纵横自如，明显带有汉魏造像的恢弘气度和开阔雄风，实乃“笔墨当随时代”的生动例证。其时，随着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趋之若鹜，成为书坛主流，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达到了尽性尽理璀璨夺目的境地，可谓是中国书法文化的一大景观。黄炎培最终书风的形成正与时代同步，但他的才华横溢，又怎能为区区“雕虫小技”的书道而拘宥，他的文章峭拔清健、傲岸不群。诗初学温、李，继复寝馈李、杜。思力沉厚，趣味隽永，章调铿锵。兴到落笔，虽语必工，富于著述。书法笔墨酣畅淋漓，别开生面，终因志不于此，不能成其系列而得大观，尚不能厕身书法大家之列，但无愧于一位大名家。
黄炎培可以是作家、诗人、书家，但他更是一位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是一位作出莫大贡献的实业家和政治家。
书法对于黄炎培先生来说，是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调适，是一生醉心或痴迷的艺术追求，也是他与这个世界交流心得的悠游自在的一种方式。
于是，我们会看到当年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时，请黄炎培先生题写，黄题后还会幽默一番：“‘生’字有点倔强，敢于作艰苦奋斗；‘活’字的‘口’我将之放大了，说明大家有饭吃，也象征大家有话都可以说。”
于是，就会发生黄炎培向毛泽东索还借观王羲之真迹帖本的有趣故事。毛泽东听说黄炎培珍藏有王羲之真迹秘本，就向黄炎培借阅一个月。但黄炎培怕夜长梦多，三番五次电话催问警卫员主席看好了没有？毛主席被逼无奈，只好表态：“不是讲好一个月吗？到期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后一个月到期，毛主席让警卫员将珍帖完璧归还了黄。从中，黄老“遇事生风”即酷爱艺术的真性情略见一斑。
这个世界很小，大家都是浦东人。当年，黄炎培先生同唐炼百先生作为书法同道，曾有过交往。这在现存墨迹来往中依旧可见。我与黄老今生无缘面晤，但同炼百先生当年有过书艺的几次讨教，如果时光能够倒回，相聚品茗谈艺时，我会亲口告诉黄老，其实我更欣赏他的书札——那种雍容华贵和风流倜傥的韵致；当然，我也非常喜爱他的对联——那种饱经风霜和老辣淳厚的品味。值此黄老135年诞辰之际，聊以数语遥拜九天之上的同道楚南兄！
